这样的事情在农村时有发生。尽管我的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可我觉得，毕竟两代人生活在一起难免会产生摩擦。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最坏的结果，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搬出去单住。当孩子们知道后都不同意，“我和你妈都是五十多岁的人，活长了还得二三十年呢！以后你们也得生儿育女的，人多了不方便，再说你爷爷、奶奶轮班过来也没有地方住，那是我们的义务，也不想麻烦你们。”在我的一番劝说下，他们还是同意了。
我们是在1994年搬的家。那时候住的别人家的房子，破破烂烂的我们就搬进去了。哥俩个给我抹了房顶，还用塑料布糊了窗户，墙壁用纸重新糊了一遍，收拾得挺干净。搬过去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儿子们结婚以后，除了锅碗瓢盆，我就剩下了一个写字台。很简单，但心里很满足。
有一次，二儿子买鱼到这里做，翻着找调料，说“怎么连花椒大料都没有”——这小子在部队就学过厨，做菜有滋有味。
我说：“凑合吧，你们结婚以后，我们就被‘扫地出门’了，家具也只剩下这个写字台了。”
“爸，你看你说得多寒碜人。搬出来是你非搬不可。搬出来，那大院不还是你的？连我们都是你的，想什么时候搬回去就什么时候搬回去。怎么这么说呢？听了挺心酸的。”
“嗬，急了。爸逗你玩呢。是的，那大院是我的，孩子们是我的，永远是我的。”
1995年，全家福
由盖房所引起的问题
新住所的来历
同孩子们分家后，我与妻子住进了一个新的院子。这地方原是属于大地主王金邦的。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赶了出去，地和房子分给了贫下中农。这个大院坐北五间正房、南面五间围房。大门两边的屋子叫围房，是过去长工住的地方，或用于放农具之类的东西。中间是大门，两侧还有厢房、耳房、二门等。后来一分为五，5家人占了这个院子。我现在住的地方，是院子南面的围房，五间房两家均分，一家两间半，是全院的四分之一。后来经过四五十年的变迁，地震后由两家各自盖了3间正房。这些事是我从老农座谈时就知道的。
这个房子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闲置下来，大约14年了没有人住，院子被左邻右舍挤得成了梯形。有屋的地方宽约11米，而门口仅剩下了6米多。我搬到这里住是一个村中朋友介绍的。他给两个儿子分别盖了3座房，都是我帮他盖起来的，没收一分钱的工钱。我们大事小情互相帮忙，相处得很好。他的亲戚请他帮忙照看这个院子，见我需要房子就介绍我过来，还答应不收房费。
我们住了一年很安静，两个人住着3间屋子也很宽敞，院里还可以种菜，压水井就在窗前。第二年夏天的某日下了大雨，房子中间的檩条断了一条，泥土漏了下来，险些把正在玩耍的小孙子压住，危险极了。我又仔细看了房子的整体情况，其他檩条、椽子也多腐化，后墙也要倒。如果不修，以后会出危险，便搬回去了。
后来经过和朋友商量，以及通知房主，最后我花了1800块钱将房子买了下来。那之后我和房主签了买卖协议，又到乡里办理了手续，上了税，这房子就正式划归我的名下了。
土改文书上写着这房子占地面积是一亩零五厘。而现在只剩下了约六七分地。我想，这俩邻居真可以，把地方给占去了不少。我心里想地方宽窄无所谓，盖上房够住的就行了。
曲折盖新房
我们在修盖这座房屋时很不顺利，与邻居发生了一系列的纠纷。
在1996年的时候，拆旧屋以前，我征求了左右邻居的意见。他们都没有意见，只要我在原有的基础上盖就行了。事情似乎可以顺顺利利地开始了，结果拆完房子之后的第三天晚上，西边邻居的小舅子付书记来找我，让我盖房时留出二尺的地方，给他姐夫将来盖房用。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盖房时因为经济困难，屋子盖得窄，没有将宅基地的面积全部利用上，房子西山墙外面闲着二三尺地方。我自己盖只是为了我们老两口住，也大可不必要那么大面积。这样我答应了付书记，以为以后我们和邻居可以相处得很好。
可是，过了两天付书记又来了。他说：“我姐夫算了算，还想多要5寸。”我听了很生气，质问他：“付书记，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你知道什么叫贪得无厌吗？”这次我不留情面地将他驳了回去。
东边邻居住着一对老夫妻，已经六十多岁了。知道我给西边邻居让地方后，也来告诉我，这块地方上还有他家二尺。那老太太说：“我原想着都二三十年了，我也没想要。你既然给他了，那二尺地方我也要！”
一听她这话，我心里很生气，其实这就是在占便宜。原来的房子都是规划好的，怎么会有她的二尺。我当即拒绝了她。她听了，说：“反正你不给这房子就盖不了。”
我找了盖房的人来了，这老太太不让盖躺在地上，把线都勾断，阻止我盖房。本来村里的书记答应帮忙调解，结果到施工的时候，那老太太依旧来闹，闹得没法施工。我也曾到镇里反映情况，希望得到解决，可因为人情的关系，事情总是无人问津。
可我心里却早已着急了：两个老人已经轮到我们，房子盖不好，就要祖孙四代挤在一起，我能不着急吗？隔了几天我就向镇政府说一次。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又到秋天。事情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无奈之下我到县政府找了县委书记。书记没见到，我去找人大土管局。他们看了我的房本、税务单据，都认为是合理合法，就是邻居太胡搅蛮缠了。那时候也想过用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但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我只有耐着性子另找方法解决。
有一次，我骑着车子起早赶30多里路到了县政府大院，把大衣铺在县委书记门口坐下来，等他上班。这时有人走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他说：“来，到我屋子里坐会。”
看了我带的资料，他说：“你这也没啥问题，回去找找镇上管司法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已经找了快一年了。从春种推到夏收，再到秋收。”
“你不用着急，我给你们镇书记打个电话，让他给你办这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齐润深，是县人大副主席，他把情况反映给了当时的县长赵志川。那时政府正搞纠纷排查，县里下达命令：镇上必须把我的问题解决。镇长刘克金指点我，让她一尺，虽然是没盖房子可还是我的地方，这样事情才能顺利解决，我的房子也才能盖起来。想来想去，跑了一年，眼看到了冷天，二老还等着住房。没别的办法，只好“就坡下驴”了。房子盖起来了，心里却压着一口闷气。
我记得在一本书上有段话，对我还是一种安慰：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由盖房所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