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遇险
斗转星移，两个孩子也渐渐长大上学了。小学在本村上，中学在乡镇上。
大儿子春涛，这年已10岁了，读三年级。这是个夏天，忽然有人去家里招呼我说：“大叔不好了，涛在学校让车轧死了，你快去看一下。”我没看清是谁就跟着他往学校跑，孩子躺在校长室里，一动不动，我一摸手脚冰凉，立刻一愣：完了。我瞪大眼睛，看见一屋一双双泪眼的老师，窗外一群群学生在低声哭泣。
妻子刚从地里回来，也抱头痛哭。我喊了一声：“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打电话向公社要车去医院哪！”我这一喊他们才醒过神来，校长“噌”地一下跑了出去。学校没电话，需去大队办公室，再说那时公社也没机动车。幸运的是，不到半小时来了一辆救护车，后来才知道那是县里搞计划生育的车正在公社。我赶紧把孩子抱上车，同时还有一个摔折了腿的孩子。校长、老师上来了五六个，还有西村的党委书记杨震，他哭丧着脸坐在我身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是我把两个孩子害成这样的啊。”通过他断断续续的介绍我才渐渐明白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为自己和孩子盖房从学校要了几车砖头，请生产队的车帮忙去拉。装满了车，正赶上学生们中午做操挡住了出院的路，赶车人牵住牛车，等待学生做完操再走。没成想学生们做操一扬手，吓得牛跑了起来，赶车人也没拉住。春涛排在第二，他前边的学生刚躲出去，他还没来得及躲就被轧在车轮底下，正轧在腰上，把车别住了。牛还在往前挣，结果车没动。一寸粗的棕绳车套挣断后牛跑了出去，把一个孩子用角挑到房檐上又掉了下来，那孩子小腿骨摔断了。当时，一个女老师吓得晕倒在地，学生们也乱成一片，老师们把孩子们抱到屋里就打发人去找家长。
西村的杨震书记我早认识，他也在公社供过职。他有着高高的个子，乍一看像威武的军人干部。而这时的他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十分悔恨。他说：“兄弟，真对不起，想不到闯这么大祸，孩子死了我去偿命，活了我给他治好病，他上学、他的前途，我都包着，你放心。”一席话，说得我心软了，本来想发作骂他几句，但又一想，这事也实属意外。
毕竟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打骂都没有用了，我心里也慢慢地平静了一些。大概20分钟后，走了一半的路程，我摸着孩子的手有点热乎，心想：可能缓过来了。这时我顿了顿口气，说：“别哭了，我都没哭呢，你不是故意的，这我明白，不用那么悲观，即使真的死了我不用你赔偿，再说还是先到医院救治两个孩子要紧。”
我的两个儿子
这样一说，书记攥住我的手大哭起来，老师们也哭出了声，我也跟着掉了把泪。车开得飞快，到了医院我托着孩子，校长、书记跑上跑下，赶紧安排急救。等把孩子交到急救室，我也没劲了，瘫在了走廊的椅子上。老师们过来安慰，我一句话也没听见。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医生告知我们孩子醒了过来，透视过后显示腹内没有损伤，只是腰侧有些红肿。孩子由于受到惊吓，大便都拉到裤子里。
当时春涛的班主任老师拿着裤子就要去洗。谢天谢地，活了就是万幸啊！到了晚上，我家的孩子会说话了，脸也红润了。那个孩子腿也接上了，打了绷带夹了板。那年头住两天院顶一个人一年的劳动收入，谁出也不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正好公社的车一直陪着，我们连夜回了家。
到家第二天，老师、同学，村里的叔叔、大爷都来看望，都说：这孩子命大，那车套不断，车轮轧过去这孩子就没命了。那么粗的棕绳，怎么卡到孩子的腰齐齐扎扎的如刀割似的断了啦！”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公社甚至县教育局，老年人就传开了，“人家那孩子命大，神仙保佑”，“王育民两口子有德，做了好事了，修来的福呀！”我和妻子也只是听听，只要孩子没事，我们也就安心了。
西村的书记过来拿着肉和白面看望。
“以后不要拿东西来了，你给你儿子盖房也挺困难，也很不容易的，下面还有两三个，得花不少钱哪，放心我不会怪罪你的！”
“兄弟，你不愧是个有知识的人哪，这样宽容大度，若是换个人，饶不了我！”
那之后我们成了朋友。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很短暂，好像早上的露珠，太阳出来时晶莹剔透，但过些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为人应能宽容，宽容了别人也宽容了自己！
儿子在家养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好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却不能完全恢复过来。长大以后，刚结婚时还犯了一回，一时间不会说话。后来他又犯了一次，症状同前一回一样。这回犯病那天，他在屋里突然喊脑袋疼，然后见他抱着头坐在后门的门坎上，又见他倒在了地上。
为了治头疼，我带他去了县医院。我有一个朋友叫安继业，他在县医院当秘书。那回，我还差点和医生吵起架来。医院做完CT后，说他脑部什么地方出血。最后，医生在检验结果的旁边又画了个问号，那意思是经CT检查不敢肯定是出血，但是有迹象，需要做腰椎穿刺——就是要从腰椎间隙抽取脑脊液来帮助确诊。
一开始是一个小姑娘给做的穿刺，刺了三次也没抽取出骨髓来。我心疼孩子，说：“打住，别扎了！你要不会就别扎了。”旁边还有个大概有四十多岁的老医生继续扎，但还是扎不出来，还要换地方抽取。
我说：“得了，我们这是病人，不是实验品，你们干什么呢！”
“这得需要穿刺，要不怎么能化验出来？”
我说：“化验倒可以，脊椎骨你们挨着扎？你这作为县里甲级医院就这个水平，你们怎么搞的？”
旁边的一家人看着都掉了眼泪，扎这个针挺疼的。后来我找到了院长说：“你们县医院这种医生能给病人治病吗？你扎不了就拉倒，我们往上面走。你们拿我们当实验品啊！”后来是安继业来了解了围。
这就是我的大儿子小时候的那次意外所残留下来的病根。在那次意外之后，我便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了，不想他们再经历这样的伤害。
儿子们长大后
孩子们像豆芽，一晃长大了。因为我不经常不在家，一切都是妻子支撑，孩子们的学业也没学好。虽然我回家时也管，督促检查，也属于教育无法，他们都没考上高中。老大辍学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家里没人，他和他妈管着地。那时候我们4个人有10亩地，都是我妻子在打理。她干活挺利索，个儿虽小。但挺能干，一般人都干不过她。但老是她一个人也挺累的，儿子辍学后，也好帮着分担一些。
老二初中毕业后入伍参了军，被分配到新疆伊梨地区戍边。入伍时，老二还没到18岁。那时，他个儿小长得也瘦，比起入伍要求来，他低了两厘米，而且体重也差了1公斤，体检不合格。于是，我找了乡书记，又找了县武装部领导，最后终于把他送进了这所大学校。他的入伍了却了我一份心愿，因为我在部队里干过活，体验过部队生活，认为部队就是一所大学校，我年轻时失去了那个好机会，是一生的遗憾。现在我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家里帮我，一个送到这个大学校，让他学点东西有点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