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说我的源流
我于1929年2月10日（己巳年正月初一）出生于永川（现为重庆市永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西外老街三牌坊的一个清贫家庭。我们曾家是明末清初从广东省长乐县（现属梅州五华县）移民到永川的客家人。早年住在箕山坡下的农村，那时有土地耕种，还算富庶，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子孙越来越多，分到每一房上的土地越来越少，经济情况越来越差，只好离开农村到城市边沿另谋生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祠堂还每年派人回长乐县祭扫祖坟，我父亲曾经参加过回乡祭祖的族人代表小组去扫墓，徒步往返，要在路途上花费两个多月。当然不像现在坐飞机，一天就可到梅州，祭扫行程不过一星期就足够了。
我父亲是从军阀杨森队伍中退役的军医，但他并未上过正规的医学学校，只不过是学徒出身，有些医学知识，在军队工作几年，熟悉了野战外科的一些处置操作。回到地方后，父亲在三牌坊开了一个大众医馆——“梓明中西医社”（父亲名叫曾令瑄，号梓明）。
父亲行医面向劳苦大众。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每逢假期，总是跟随父亲到农村，为生疮或受外伤的农民进行治疗。我们穿行在田间小道或是田埂上，父亲在前，我提着父亲的出诊包走在后面。到了农家，父亲细心为病人消毒、换药。农民很穷，交不起药费，父亲也不收费，只是等到来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菩萨（孙思邈）生日时，收点受过治疗的人所送的礼——一两斤豌豆或胡豆，最气派的就是农民自己养的一只阉过的公鸡。
父亲勤俭持家，早上起得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扫地，前前后后将各个房间扫遍。我从三岁起，天还未大亮就提着桐油灯给父亲照亮，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辈子都天明即起，从不贪恋睡懒觉。
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入川，逃难到四川的人特别多，物价飞涨，四川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农民越来越穷，我们家也越来越穷，以致成为尽人皆知的穷光蛋。父亲没法开展医务活动，不得不在市井间为田地、房产交易作中间人（中介），勉强得点中介费来维持家庭生活。后来母亲去世，父亲娶了年轻的继母，又生了几个儿女，家庭经济越发困难。
1951年夏，我从重庆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可是解放初期，教师工资微薄，起初每月只有48元薪金，即使我把吃饭以外的薪酬全部寄给家中，也不能解决家庭需要。我就想到必须依靠人民政府帮助，就给西南人民委员会写了报告，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没法养活一家老小，希望政府帮助，给我父亲安排个工作。这封信转到永川县人民政府，由民政科帮助把我父亲介绍到联合诊所（目前的永川中医院的前身）工作。从此，我父亲转而研习中医内科，热心地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也有了一份固定收入，我家的处境才有所好转。
我父亲直到1966年76岁时才退休，退休前每天仍在永川东南郊，徒步行走30来里到处巡诊。那期间，永川的老中医剩下仅仅两三人，所以退休后还在家中为慕名而来的疑难重病的病人看病，开处方。此时，他写字都有困难，还要靠阿姐或小妹帮助写处方。后来，父亲老年痴呆症逐渐加重，就只能坐在竹靠椅上抽烟，打瞌睡，甚至坐在大门口时，小偷从他腿上跨过他也不知晓。
1979年10月，我去成都参加由中国电子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所举办的会议，会后回永川探亲。已经离家25年了，我父亲根本不认识我，那时他已89岁。第二年10月一天，弟妹们都上班去了，家中只有父亲一人，上厕所时不慎摔倒，头部摔破，血流不止，弟妹们下班回来才发现，送到医院看急诊，只是把伤口缝合，也未补液，后来发生脑栓塞病故，只差一两个月满90岁。
父亲曾梓明
我母亲出生在永川东南郊的张氏家族。张家是当地的望族，可是我母亲那一支系已经败落，早就没有什么家产了。我能记事时，外祖父已去世，外祖母就在我家帮助母亲抚养我。我母亲是张氏义字辈的，也许早年有过名字，可是总不使用，后来连她自己也记不得了。舅、姨们叫她三姐，乡邻们则称她曾三娘。
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深受亲戚、邻里的尊敬，但是身体自幼纤弱多病。我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停学了，在家料理家务，并照料多病的母亲。姐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堪称孝女。母亲得的什么病，当时也从未经医生确诊，现在回忆起来，估计是风湿性心脏病，可能死于心力衰竭，享年41岁。
围绕在我周围的那一群人
我父亲那一辈有弟兄三人，我父亲最小，大伯父曾宴林最有成就，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永川城中心地区的大十字东侧路北开了一家大的西药房——宴林大药房，建起了一栋三层楼房。在当时永川来看，这就算是顶呱呱的了。大伯母去世后，大伯父娶了一位邮亭铺来的陈氏作为继室。她嫁过来后，未生子女，大伯父家只有前一位伯母生的两位姐姐——大阿姐和三阿姐（我自己的亲姐姐排行第二，就是二阿姐）。
那时，父辈三弟兄虽然早就分了家，可是我们这一代，对父辈的称呼却是统一编号，统统管大伯父叫爸爸，管大伯母叫爸，反而我管我父亲叫三叔，叫二伯父叫二叔，可是我和阿姐叫自己的母亲却叫娘。
大伯父经营药房收益很不错，药品进货要到重庆去进。有一个阶段，我父亲就负责进货，一方面因为我父亲做过军医，熟悉药品，购货不会有错，同时办事又很踏实，兄弟合作再好不过了。从永川到重庆，走原来的石板路官道，经来凤驿、白石驿等，路程比后来的成渝公路短一些，但也有180里。我父亲总是两头见黑，一天走到，真是又累又困，可是我父亲总泰然置之，任劳任怨。一到重庆，父亲第二天就到商铺进货，银货两清后，顾个挑夫又往回赶，三四天的时间，就完成任务，省钱省时，稳妥可靠。药房开得红红火火，经济情况越来越好。
记得我约3岁时，有一天从西门外三牌坊家里来到大十字大伯父的药房玩，看到店堂宽阔，药品货柜排列整齐，家具锃亮，还有两三个学徒给顾客取货、收款。收来的钱就投入钱柜中，银钱从窄窄的入口落入柜中，柜门是锁住的，只有晚上关店后才开锁清点总收入。我那时身体矮小，可以在大台桌四周钻来钻去，钻到桌下，可以看到内侧。那次，我突然发现桌边内沿放着四五个大铜板（200钱的铜币），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哪个学徒扔钱进钱柜时留了一手，把扣下的一两个大铜板偷偷地放在大台桌的内沿处了。我不声不响，把四五个大铜板放入我自己的荷包里。我也明白是谁干的坏事，那个人是一个奸猾狡诈的家伙。后来当大伯父去世，药房散伙后，他就失业了，沦为地痞流氓。
大约在1933年，大伯父得病去世，那时他才五十几岁。
我二伯父上世纪30年代到川陕交界处参加修筑川陕公路，病死在工地上。堂兄德泾加入汽车运输兵，后来一直在新疆运送军需物资，临解放时，随大部队起义，然后一直在建设兵团开汽车，因患肺心病，经常住院，每月总有半月住在医院中。好在他是起义人员，享受100％医疗待遇。嫂嫂陈世珍比德泾哥小十几岁，德泾哥都三十多了才和她结婚，婚后嫂嫂就从永川农村到了新疆，住在兵团分配的住房里，生活还不错。哥哥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嫂嫂照顾得很周到，2010年他满90岁才去世。
小舅舅是外婆最小的男孩,我母亲生了我以后,外婆就住在我家,帮助照料我,那时小舅舅常在我家。后来，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他到遵义去帮助远房的三舅爷照料白木耳(银耳)场,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小童工。那时正值红军长征经过遵义,而三舅爷是个大地主,非常害怕红军,躲到山里藏了起来,而我小舅舅一点也不怕红军,他说红军对他很好,过年还给他吃腊肉。这说明不同阶层的人对红军有不同的态度。木耳场是在山里,买东西得进城去,回来晚了,最怕路上有豺狗咬人。冬天，众人会围着柴火堆烤火。小舅舅给我们讲了不少贵州深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