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舅爷对人刻薄，小舅舅后来就没再回去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市小龙坎公共汽车站做站员。我表姐万忠纯和几个小姐妹在小龙坎裕丰纱厂做女工，有时进城坐公共汽车，小舅舅就不收她们的票。小舅舅总觉得做站员没出路，想学开汽车当司机，后来他离职回到了永川。有一天，我陪他去乡下钓鱼，在从棕粑店流过来的小河中垂钓，一个上午我们两人钓了一斤多的小鲫鱼，这是我这辈子钓鱼钓得最多、最满意的一次。
后来，他离开永川到三台去找我阿姐，阿姐托人介绍他到一个军车队做学徒。过了一年多，他正式当了司机。在一次出车时，车路过一个急转弯处，他慌了神，把军车开到了崖边，他怕翻车，就打开车门跳下崖，把腿摔断了，后住在贵州毕节一个军医院中。那儿医疗条件很差，很长时间没把腿治好，反而使肺结核恶化，小舅最终病死他乡。
我母亲有个远房堂妹，嫁给了一个姓万的地主。他们只生了两个女儿，所以就认我做了干儿子，我叫姨夫“万大大”，叫姨母“万妈”。大表姐叫万忠纯，小名叫仙福，小表妹叫万老五。忠纯比我大四五岁，我与她初认识时，她十六七岁，很漂亮。姨父母成天抽大烟，我往往在星期天去他们家玩，一家人很晚了都还在睡觉，我去了，只好到床边赖着表姐，让她起来。那时的她充满了女性的美，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她。
后来，忠纯嫁给了我的初中同班同学萧乾亨。因她随父母染上了鸦片毒瘾，嫁到萧家不久，就把家给败了，离了婚，姨父姨母也死了。她无可依靠，破衣烂衫流落街头，偶尔碰见我，很不好意思，赶快躲开，后来穷困潦倒死了。
儿时落水的经历
至1932年，我已年满3岁，虽身体瘦弱，但总爱跟在大孩子后面到处乱跑。箕山坡的植被，因为前人滥砍滥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存不住雨水。那年春末下了一场大暴雨，暴雨过后，一时间山下河流暴涨，山洪滚滚而来，沿岸田地都被淹了。
这时，我跟着一群大孩子拿着撮箕在水边捞鱼。那时溪流中的鱼虾还真不少，每捞一次总能捞起指头大小的几条甚至十几条小鱼儿。孩子们都非常高兴，越捞越起劲，一直向上游捞去。到了水巷子外的小桥边，大孩子们都过桥走远了，我既害怕又不愿被落下，勉勉强强去过桥。那时，混黄的河水漫过桥面，桥面石板已看不清了，一不小心，我失脚掉入河中被激流卷走。我被淹没在水中，眼前只能看到明亮的阳光，想喊却喊不出来，只是双手在水面上扑腾。所幸，一位在桥边洗衣服的成年男子看见我落水了，忙赶过来，伸手一把将我捞起来放在岸上。我浑身湿漉漉的，站在那儿嚎啕大哭。大孩子们看见出事了，赶快跑过来把我送回家。母亲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小孩们太胆大妄为了，喜的是儿子总算没被淹死。
后来，亲戚们知道后，都认为幼童落水，必然吓落魂魄，纷纷主张按常规招魂。于是就在落水后的当天夜里，于二更天夜深人静时，三四个人带我到落水处焚香点烛叩首，向神灵祈祷。我们回家时，前面一人怀抱一只大公鸡，我在其后，母亲在最后。母亲一边走一边高声呼唤：“钟娃回来了吗？”前面的人高声应答：“回来了！”
为什么我叫钟娃呢？原来，我从小身体虚弱，就拜西外老街武庙（关帝庙）内的大钟为保护神，取名“钟娃”。一连三夜招魂，确信失落的魂魄已回归我的身上，大家才放心了。
还是在那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正是药王菩萨生日，我家又举办敬神酒席。大人把孩子们单独安排在一桌，省得吵闹了别人。酒菜上桌后，孩子们就动手吃起来，我堂兄糊里糊涂把一汤匙白酒喂给我喝，我一喝下，还不到几分钟，马上天旋地转，昏迷得不省人事。孩子们吓坏了，饭还没吃完就纷纷躲起来。
母亲把我抱回家中，平放在矮长条桌上，弄来各种解酒药喂给我喝，我昏昏迷迷一整天，最后才慢慢醒过来。原来，我继承了母亲对酒精过敏的基因，哪怕是一点点酒入胃，立即满面涨红，头晕目眩，甚至皮肤上沾点酒精也会红一大片，所以我确实与酒无缘。我在苏联留学时，1959年夏天，莫斯科共青团市委组织12个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到卡申诺集体农庄劳动，将我们安排在卡申诺中学住宿。我们主要为农庄小萝卜地拔草，草比苗高，拔起来很费力，相当累人。中午时分回住地，我口干舌燥，路上有一位俄罗斯胖大妈出售格瓦斯饮料，又解渴，又好喝，我一连喝了2升。尽管格瓦斯只含百分之零点几的酒精，我还是喝醉了。
过年时的美食
童年时代，最喜欢过年。因为过年时有吃的，又好玩，亲戚朋友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尤其能和平常难得一见的人聚首，心情特别好。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有钱才好过年，如果没有钱，过年就是过难了。
记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四川还比较好，物价还不太高昂，各阶层的人民还没被通货膨胀弄得一贫如洗，我父亲行医收入还比较富裕。
那时快过年时，家家都忙起来，买来糯米，浸泡24小时，蒸成糯米饭，晾干成“阴米”备用。还要把泡过的糯米磨成糯米浆，吊干成水磨糯米粉，和蒸熟的红苕（白薯）揉匀，蒸成年糕般的块，晾干后，切成细丝，再进一步晾干就是苕丝了。腊月下旬，用特大的铁锅盛大半锅河沙，滴入少许桐油加热，然后倒入阴米或苕丝，翻炒成米花或苕丝果条。请来打炒米糖的匠人来制作米花糖。制作时，在特大的锅中用植物油把白糖、秦糖（麦芽糖）化开，倒入米花或苕丝，拌匀，然后装入大木盒中摊匀，压实，切块，再分成一封一封的米花糖，最后用纸包起来，放入石灰坛子中存放起来。
有钱人还在米花糖中加入芝麻、花生米，那就更是甜、香、脆齐全，十分可口了。有钱的人往往看不上苕丝糖，而喜欢做泡果糖。那是用纯糯米粉蒸成年糕样的块，晾干后，切成比苕丝稍粗的细条，炒熟后，就成了粗一些的泡果条，由此做成的米花糖更酥脆，和现在的萨其马差不多。
我还记得，在我们家搬到西城小学隔壁住时，住房面积宽阔，屋后还有一个院坝和菜地。那一年，我们养了一头猪、一只兔、两三只阉公鸡。姐姐把平时厨房的剩饭、菜渣，加上到野地找回的些许猪草混在一起来喂猪。家中有这么几个动物也很有趣，我曾看到兔子和猪争食，兔子用后脚站立起来，用一双前掌拍打猪的腮帮子，十分好笑。
慢慢地，到了腊月，猪长成肥猪了，家中请来杀猪匠把肥猪杀了。杀猪匠先是从猪身皮下切开一个小口用嘴吹气，将猪吹成气胀的胴体，这之后就可以烧一大锅开水来烫猪、脱毛了，然后开膛取腑脏。这肥猪光净肉就有180多斤，杀完后，我们腌了几十斤腊肉，做了十几斤香肠，然后在厕所的澡堂处挂起腌肉、腌猪肝、猪肚、猪耳朵、猪舌头、腌猪头、香肠，又在下面用柏树枝燃起小火，慢慢地熏烤——这就是过年前一项很重要的“醔腊肉”（烟熏肉）活动，晚上，大家围着火堆，一面添柏树枝，一面聊天，腊肉熏得香香的，充满过年的气氛，一家人喜气洋洋。
除夕那天，我背了个背篓到大南门小河坝菜市场买了二三十斤团年萝卜。背回来后，母亲将萝卜洗干净，然后切成大块和腊肉一起煮，等到腊肉煮熟了，萝卜也煮“趴”了（四川方言，意近于“煮软了、煮烂了”）。母亲又将去皮五花肉切成块，加入盐及少许酱油，打几个鸡蛋拌匀，加入团粉（又名芡粉、淀粉），在滚烫的油锅中炸成干酥肉。酥肉既可干吃，也可闷趴成酥肉汤，加入豌豆尖，特别鲜香扑鼻，这是团年夜饭不能缺少的一碗主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