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塾3年，我也学了不少课文。《三字经》学完后，我还学了《百家姓》、《增广》、《太上感应篇》、《千家诗》、《论语》……习字方面，我从填红模到徒手挥笔写字，逐渐有进步。
紫苏庙虽不大，但总算是一个古庙，菩萨塑像只剩下大殿里少数几尊，可是老鼠和蛇倒很多。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第一个到校，刚到那我就开始伏在桌上写字。那位置正在大殿横梁的下方，我全神贯注地在写字，别的什么也没看。第二个同学来了，一进来就被吓得慌慌张张的，用手指着我的头，结结巴巴地语不成声。我抬头一看，头顶的横梁上盘着一条不小的蛇，尾巴卷着梁，蛇身一多半垂了下来，离我头顶不过两三米，我也吓坏了，赶快跑开。后来老师来了，让大家别怕，安静等待。过一会，大蛇收卷回去，慢慢爬走了，最后匿藏在牛王菩萨塑像下的一个洞穴中。
当初家人为什么要我去上私塾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上私塾不限年龄，上正规小学要年满6周岁的孩子才收，而我上私塾时才4岁多一点；二是私塾收费很少，家里负担得起。可是，私塾除了认字以外，就没有别的课程了，而且学历不会得到承认。因此，在私塾念了3年后，还得转学到正规的小学去。我家离西城小学最近，所以我就被转到西城小学去了。
当时，我在私塾学习，已经认识上千个字了，自然不能去上一年级，所以就插班到二年级上。然而，新问题出现了，私塾里根本就没有算术课，而小学二年级已经学到乘法了。第一堂课，老师让我们背“九九表”，我简直如堕云雾，什么也背不出来。算术老师是一个姓陈的老头，严格得很，二话没说，就让我伸出右手，挥起板子就打手心，打得还很疼，我也没法为自己解释，只好硬撑着忍受。最糟糕的是，背不得还不能回家吃午饭，我被关在学校里，饥饿难当。好在学校和我家是近邻，只有一墙之隔，我就翻墙回家吃午饭，下午上学时，老师好像早把这事忘记了，丝毫不追究。从此，我下狠心学习数学，也就很快跟上大家了。
西城小学就办在武庙里，那时的武庙只剩下一两个殿了，正殿还有关圣人的塑像，别处都建起了土墙、瓦顶的教室。当时的校长是个女的，名叫“黄波丽”，是不是这三个字我也拿不准，反正是这个音。当时我还老想，校长也真怪，什么名字不好叫，怎么叫“玻璃”？她的儿子夏顺民和我同班，因他妈是校长，他当然有“威风”，总是很淘气，常常捉弄我，我也听之任之。
私塾与小学
每学期开学，学生都要去“报名”，按本义来说，就是注册，注册就得交学费。我家穷，哪一次也交不出全部学费，只是先交那么一点，其余就欠着。那时，学校还给予照顾，就同意某个学生的学费大部分缓交，也让注册、上课，只不过过了几周校长就要在每天早晚举行的全体学生会议上讲话时点名催交费。这之后，我就回家闹着要钱，要到几角钱就交几角钱。说实在话，也不是故意不交钱，家中确实没钱，因为连吃饭都很困难。记得有一年闹旱灾，粮价飞涨，我家买不起米，就买点豌豆，炒熟了，用磨子磨成面，然后将在田里挖的观音土（白散泥）与豌豆面混好蒸粑粑吃。这种粑粑很难下咽，拉大便也很困难，反正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吧。
1938年以后，许多“下江人”（外省人）逃国难到四川来，我们西外老街一带也住了不少，虽说他们是难民，但他们吃的穿的都比我们要好，文化水平也高些，他们的子女也和我们一起在西城小学上学，我们也相处得很融洽。至今已快70年了，有的同学远在台湾，我们还有书信往来。
同班的有几个外省同学，李延龄（后来他上军校时，因有个国民党军长也叫李延龄，他就改名为李杰龄了）、张立凡、许汝正，还有个女同学叫戴筱卿，年龄也不过十一二岁，可是个子高大，像个成年姑娘似的，丰满、性感，调皮捣蛋的同学给她送了个外号，叫“小飞机”。放学以后，她和几个女同学走出大街以后，后面一群小孩就跟在后面叫“小飞机”。班上还有个特别坏的同学，叫戴先佑，是大巷子军阀军队退职戴营长的继子，这孩子老去欺负戴筱卿。筱卿向老师告状，戴先佑就被老师打了屁股。
别的班中，有个女同学叫刘宗富，是个孤女，与奶奶相依为命。她奶奶是个带发修行的老女居士，没地方住，就住在紫苏庙里，所以同学们给刘宗富送个绰号——“尼姑”。放学以后，有的人就跟在刘宗富后面喊她绰号，使得刘宗富心情不愉快。记得有一次，她还和我谈心，谈起这些事，令人同情。
同学中，李延龄、戴先骥和我很要好，那时，我们还想结拜成弟兄。戴先骥中学毕业后到重庆电信局工作（做练习生），不久病逝。李延龄于16中初中毕业后，上了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续学校），后来到了台湾，转为海军。上世纪末，我们联系上了，直至目前都还在通信。2007年8月，台湾大中华乡亲联谊总会邀请我和爱人王孝惠参加访问团去台湾访问，途经高雄时，我同他见了面。想不到，六十多年后我们能见到。
我有个女同学叫唐犹章，我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糖油渣”，她知道后很不高兴。她是一个内向的人，脸上好像从来都没有过笑容。还一个女同学，叫彭正香，长得较丰满、美丽，好像小学毕业后就没上中学，较早地和我远房堂兄曾德雨（曾沛甘）结婚了，后来死得也较早。
还有两个女同学要记下来，一个是蒋骥禄，另一个是戴先维。
蒋骥禄是袍哥大爷蒋翰章的小老婆生的二女儿，蒋翰章是地主，自以为了不起，对我们这些穷人根本瞧不起，依仗着袍哥势力欺负弱小，对我父亲也极尽凌辱。蒋骥禄和我并不同班，大约低一年级，但是同在一条街住，经常碰头，还是很熟的。她长得十分艳丽，脸颊白里透红，笑起来一对酒窝更是十分诱人，我打心灵深处喜爱她。可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娶到这样的地主女儿做妻子，但喜爱还是要喜爱，我想，像欣赏牡丹、玫瑰那样来关爱她有什么不行的呢？我总在有机会的时候接近她，逗她笑笑，把她的笑脸当成一朵盛开的玫瑰来品赏。
很可惜，大约在1949年春，骥禄爱上了住在她家对门的刘兴汉。这个男同学，说实在话学习成绩也不好，有些呆头呆脑，总的来说，不是一块好料。可是爱情就是这样作弄人，往往就是让一朵玫瑰插在牛粪上。热恋中的这一对恋人，私奔到了重庆同居，后来，她怀了孕。她家里知道后，十分愤怒，觉得有辱门庭，于是，骥禄的么叔（小叔）跑到重庆把她抓回永川家中，逼迫她服红磷火柴头和烧酒来自杀，人还没死就装入棺材埋了。这一事件暴露后，蒋家大爷和么叔逃遁他乡。永川有好事的文人，还将这一事件编写成了长诗发表在报刊上。我回到永川听到此事时，深深可惜这朵玫瑰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戴先维确实是我单恋多年的女子，她是我同班同学，住在我家对面，我爱她可以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在1944年期间，我写了不少情书邮寄给她，但是总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尽管我经常看到她，但是她对我毫无表示。连女同学盈明英都有点打抱不平，说我是多情种子。后来，戴先维嫁给了我初中同班同学钟德瑞，因为他们都是地主出身，门当户对呀！1954年春天，我们重庆大学工会曾组织我们到北碚去度假，我知道那时戴先维在西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学习，曾去看她，见了一面。后来，院系调整我到北京，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小学老师中，有两个我印象较深。一个是体育老师李昌冰，小时候，我这一双小腿经常犯疼，不能劳累，有时疼得还较厉害，父亲不得不用脱脂棉浸透了热水拎干后来给我热敷。因有此毛病，我从来不敢上体育课，一上体育课就请假——往往由父亲写好假条，然后我去找来父亲的图章，盖上章，交给李老师。有一次我忘记先盖章，交假条时发现了，赶快从口袋里摸出图章盖上，李老师看见觉得奇怪，怎么我竟把大人的图章带在自己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