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日战争中躲警报
从1940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四川各地的轰炸力度，尤其是重庆，被炸得更厉害。听说重庆大隧道惨案十分凄惨，日本飞机把炸弹投在防空隧道洞口，引起洞内躲空袭者的恐慌，大家都想跑出洞口逃生。据说因宪兵把洞门锁上了，谁也出不来，互相踩踏，加以洞内缺氧，死亡一万多人。又正值夏天，尸体很容易腐烂，国民党政府很怕群众知道惨案的实情，偷偷用公共汽车在夜里拉死尸，扔到长江里。这真是可恨、可悲。
从那时起，我特别怕日机空袭，一听到警报就往乡下跑。记得1941年9月6日（农历辛巳年七月十五），正是盂兰节（中元节），家家都准备给死去的老人烧“伏纸”以表孝心。早上8点多，人们便听到空袭警报，我急急忙忙带了点食物和饮水，沿着跃龙桥外的石板路往三圣寺方向走，然后在路北稍远处找了一户农家的竹林丛中坐着，等待警报解除。
这一天与往常特别不同，从预备警报到空袭警报间隔的时间不长，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有紧急警报，也不发解除警报。等到12点多了，还是不见动静，有的人不耐烦，以为没事，就回家去了。我始终呆在竹林里没走，1点多钟时，突然西边响起了敌机马达声，声音特别大，因为飞得很低。我就很纳闷：敌机通常总是沿着成渝公路由东向西飞的，今天为什么大不相同？还没等到我悟出点道理，敌机在离城还有几里地时，就开始投弹了。其中一颗炸弹击中玉屏山西边半山腰上的一块巨石，爆炸声简直惊天动地。另外，天空中一颗通红的燃烧弹直向大南门冲去，击中一家饭馆，顿时，巨大的黑烟冲天而起。哎呀！可怕的轰炸开始了，我卧倒在竹林中伏着，一动也不敢动。
一场狂轰乱炸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敌机向东飞走了。再过十几二十分钟，一群吓得魂不附体的逃跑者从跃龙桥口冲出来。最醒目的是大兴街石印铺老板李安石，由他年轻的小老婆背着跑来。他本来就是瘸子，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一吓简直就瘫了。逃出来的人，带来轰炸惨状的消息：重灾区是西门坳，残墙断壁，尸横瓦砾中，残肢断臂和内脏挂在树枝上，惨不忍睹。骑龙街尽头的城墙炸成一个大豁口，炸死几百人，有的全家死光。因为好多躲警报的人都半途回去了，成了牺牲品。
这一惨痛的历史事实，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日本鬼子的血腥罪恶。抗日战争持续8年，中国牺牲了3500万人，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牺牲，难道中国人民不该世世代代铭记不忘吗？！日本当今某些人不以史为鉴，还想卷土重来，简直是白日做梦，中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人民也坚决反对。
日本轰炸永川时，我母亲已经病重不起。炸弹剧烈爆炸，弹片飞到1000多米外的我家屋顶上，当时我阿姐在母亲身边，马上背起母亲，冲出后门，躲到一丛竹林边。母亲受到严重的惊吓，病情加重。为防日本飞机再次来轰炸，只好由我陪伴，住到靠西山不远的堂叔（我们喊他乡坝三叔，因为大家喊我父亲街上三叔）家，秋末冬初才回到自己家。母亲病得越来越重，不久去世。母亲虽说是病逝，实际上死因是和日本飞机轰炸分不开的。
入学十六中
永川这个山城，虽然过去就处在成渝官道上，后来又在成渝公路上，但毕竟还是落后、闭塞，缺乏公共设施，早先连个公园都没有。记得在1932年时，我3岁那年，好像才建起北山公园。一个初夏的傍晚，我父亲带着我去逛北山公园，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它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公园中绿荫夹道，鲜花遍地，茶馆、凉亭里游人济济，更使我感到开心的是，我父亲的朋友给我买了西洋饼——蛋黄饼和蛋糕。夜色中，山下城里的万家灯火也格外有趣。这是我童年时的北山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山公园改为中山中学（十六中）的校址，不再是休闲之处了。之前也曾说及，我的一个堂姐自小爱看仙、侠、神、怪小说，上中学后转而笃信佛教，看破红尘，立志修行，邀约一个相好的女同学上了真武庙带发修行。真武庙就在北山公园东侧的高山上，我有时去庙里看堂姐，就要从北山公园门前过，大门紧闭，门上有一个很大的国民党党徽，大门紧东边是一所豪宅，这就是同学黄友政的家。他们黄家在永川是数得上的富豪。高大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宅邻学舍闻弦诵；家近禅房听磬声。”说来也怪，这副对联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得。黄家大院的东墙外就是上真武山的坡道，一百多级的梯阶使真武庙高高在上。站在庙门就可以俯瞰北山公园全貌，也可一览大半个永川城。
1943年底，我初中毕业了，英井中学高中部收费很多，我们穷人上不起。我父亲恳请曾家族长曾听秋找到当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曾拱北出面向十六中校长樊树芬求情，让我上十六中。我获准参加1944年初的入学考试，放榜时，我列在备取第三名。因为十六中是为沦陷区到大后方的流亡学生设立的，我们四川学生就要放在备取的一栏中。我们四七届春甲班中除我以外还有匡楷泰、周德顺、谢发迹、刘××(铜梁人)也是这样考取的。
报到入学后，我看到北山公园已有许多变化，花草少了，但香樟树还是那么挺拔、葱绿，夏天浓荫蔽日，使得公园格外凉爽。西北角高处新添了几排干打垒墙的稻草屋，这就是我们学生的宿舍。公园中部有了一个大操场，操场北边有个大台子，这是开会的主席台，也是学生剧团演出的舞台。操场的西北角就是厨房、食堂，食堂分成两段，紧靠厨房那部分是瓦顶房，东边那部分是稻草房。再靠北就是公园的主干路了，主干路以北依山势新建成了几栋教室。公园原有的房屋，有的利用来作教室，最高处那二层楼原来是茶馆，现在第一层是图书馆，稍低处是校医室。公园进门处北边高的地方是学校各办公室，沿石梯而上，先是校警和司号室，再往上，郁郁葱葱的万年青丛中才是校长室、教务处。而进门处向下走就是教师宿舍，一层一层的瓦房，排列有序。
由于学校地域广阔，除了上下课打铃外，起床、就寝、放假还得靠司号员吹号来指挥。尤其是早上起床，如果没有起床号，我们真醒不过来。起床号特别有意思 ：嗒、的－、嗒、嗒－，的、的－、嗒、嗒－、的、嗒－、嗒、的－、的、嗒－、嗒、嗒－。大家还按音给配上词 ：“大天白亮，催猪起床，起床看猪，猪在床上。”每逢星期日，早饭以后，大约9点钟，司号就要吹放假号，可惜那号音记不得了，只是配的词有一句还记得 ：“哪里有钱，哪里耍……”吹过放假号后，校警打开校门，学生们就可以出去上街逛逛或买东西。有钱的人还可以上馆子吃一碗“宽叶子”烩面，这“宽叶子”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艰苦的高中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虽说住的稻草屋还算不错，冬暖夏凉，一个班30几个人住一间屋，睡的是上下铺，教室也还可以，但是吃就太差了。1944年我们入学后，主食一直是永川县粮库里的碛子米（就是脱去稻壳未经碾过的米），量也很少。
早饭是干稀饭，八个人一桌，一个木饭桶盛有大半桶稀饭，每人分得一碗后就剩下不多了，第二轮每人只能分到小半碗；所吃的菜就是瓦钵里的一点煮蚕豆，每人只能分到十几粒。有的同学吃的时候还把蚕豆皮剥掉，记得在一次朝会上，樊树芬校长还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蚕豆皮也很有营养的，丢掉是很可惜的。有个姓赵的安徽同学对蚕豆过敏，不能吃蚕豆，总把蚕豆分给别人，自己买来酱豆腐就稀饭，我们真羡慕他。中饭是碛米干饭，每人也只能分到一碗多一点，而菜呢，一年到头都是一小钵熬水萝卜，每个人分到的连汤带菜也不过小半碗。当时最大的幸福是每月打一次“牙祭”——午饭有一小钵红烧牛肉，那真是最好的美味啊！当时永川的牛肉比猪肉便宜得多，所以只能吃牛肉，不能吃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