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电影都是默片，有影无声，剧情的内容都由放映片间的字幕来说明，字幕一出现，观众都齐声朗读。记得看的电影有《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王老五过年》，画面中，那些有功夫的人一头把大树闯断，大头鬼有那么大的脑袋，金罗汉的神鹰能吐飞刀杀灭敌人，都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不解的疑问。看到王老五洗澡时由于无知，竟把肥皂当点心吃，嘴上的泡沫涌出一大堆，引得我直笑。回想起来，我从心底说：“哎呀！电影真好看。”
后来才有了有声电影，不过那时的声音是留声机发出的。这种早期的有声电影，声音与动作不能很好地同步，有时先有声音，接下来才有动作，或者先有动作后有声音，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总比读字幕进了一步。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再没看过电影，直到1947年我去重庆考大学，考完试后，有人请我看电影。那次，我们去了城里的胜利电影院，看的是美国彩色大片《出水芙蓉》，这才是真正的声、光、色俱全的现代电影，看到那性感的女演员在水里游来游去，感觉真诱人。进了重庆大学，每周周末总能在大操场看黑白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年离乱》、《粉红色的炸弹》……
幼年时，我偶尔也去看看戏。有一回，禹王庙来了戏班子售票演出。我也不懂什么剧种，反正是看热闹，作为小孩，花一个小铜元（大约相当于银币一分）买张票，在二楼侧席前排找个位子，看那些跑龙套的簇拥着花脸杀来杀去，锣鼓咚咚地敲，胡琴吱吱嘎嘎地响。一个多小时后，戏完了，戏院散场，我也跳跳蹦蹦地回了家。
后来，禹王庙改为永川县卫生院（后来的重庆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李梅青当时就在那儿任院长），戏班来演戏时就在火神庙设立戏院。这期间，主要是上演川戏，票价也贵多了，那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又很差，当然不可能给我钱去看戏了。要想看戏，我就采取“混”的办法。戏要开演了，入场的人很多，我混在人群中，验票的人也搞不清楚我是不是谁家带的小孩，只要混进门，坐不坐、站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反正有戏看就成。我最爱看的是《白蛇传》，剧情好懂，而且有些场面很堂皇、壮观，如“盗仙草”、“水漫金山”、“祭塔”……还有一些特技很吸引人，例如，如来佛手捧一颗巨大的夜明珠，不时闪现光芒，真好像有道行，有法宝。
演整本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要两三小时，散戏时往往都是二更天了，一般居民都早已熄灯入睡。从火神庙到我家有两三里地，出三元门走西外老街，再翻过西门坳，一路上梯梯坎坎、高低不平。沿途又没有路灯，漆黑一遍，不时路边突然一声狗叫，真让人失魂落魄。1941年9月6日（辛巳年七月十五），日本飞机轰炸了永川城，有一个炸弹正好落在骑龙街西头的城墙边，把城墙炸开一个豁口。因此，从西外老街进城就多了一条路，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往城中骑龙街。所以后来我们进城、出城都走骑龙街，我晚上从火神庙戏院回家也走这条路，很少走三元门了。
说起三元门，还要记一段趣事。三元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城城门，上面是城楼，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拱门。过去，三元门是有城门的，每到二更时就关城门了，第二天要到寅末卯初才开城门。记得父亲最爱说一个笑话，那是一段韵词 ：“乡坝姑娘进城来，黄泥巴裹脚大花鞋，走进城门拜三拜，这个灶孔好烧柴。”因为乡下一般都是烧柴火，所用的灶即柴灶，柴灶的特点是灶堂宽大，灶孔也很宽大，烧火时好放柴。柴灶孔就有点像城门洞，所以，一个从未进过城的乡下姑娘就会把城门和柴灶孔相提并论了。
从骑龙街东头上坡走向西外老街，一定要经过城墙豁口。炸弹坑北边是一个山坡，我们都叫它“官山坡坡”，就是埋葬无人收尸的路毙、死去的乞丐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乱坟包，夜里往往会出现鬼火，鬼火绕着坟头飞来飞去，野鸟一声声怪叫，就像鬼叫。夜里经过这里，我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遇见鬼。
我从戏院出来，十回有九回是和龙家二少爷同行。这个龙二少爷就住在小塘湾水井西侧，他们家是绅良（地主），住的房子也与众不同，漂漂亮亮的砖砌楼房，平时总是重门紧闭，高人一等。记得他父母只生了他和他哥，他哥哥原来在重庆念书，后参加学生运动，在重庆“三一三惨案”中，在打枪坝（重庆地名）集会时被军阀王陵基派兵镇压开枪打死。那已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的事了，他哥哥的遗孀守了多年的寡，后来嫁给了商人李安石做二房，和我们同住一个院。他哥哥遇难后，他家只剩下了龙二少爷这根独苗，一家人对他特别宝贝。他比我要大三四岁，我在小学念高小时他就上初中了。他学习只是凑凑合合的，也是个戏迷，有好戏必看。本来，因他年长，我想散戏后一起走该照应照应我吧，恰恰相反，他总处心积虑来吓唬我。我在他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一过豁口，他便晃着手电快快地走，然后突然边嚷着“鬼火！鬼火！”边拼命快跑，把我远远地落在后面，我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吓得哇哇大叫。但是叫归叫，就算真有鬼那也还得走过去。
到上初中以后，功课紧了，我也就不再去看戏了。
私塾与小学
1933年，我已满了4岁，过了端阳节（端午节），父亲就让我上学了。刚开始，我念的是私塾，私塾设在跃龙桥附近的紫苏庙内。老师姓何，是一位吃长素的孤老头子，六十多岁了，单身一人，住在三牌坊曾家药铺内院，是我家邻居。老头子生活很简单，三餐饭大多不吃什么菜，他只将闷好的米饭盛在大海碗里，浇入酱油和香油拌匀吃。老师很厉害，对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从不宽容，大孩子们背不出新课就要挨打，先是打手心，再背不得，就要打屁股——竹板子狠狠地打在光屁股上，相当疼痛，可是调皮的孩子们倒戏称其为“吃笋子炒肉”。
旧历五月初七，父亲送我去上学。我提着竹编的篮子，篮子里放着《三字经（一）》（我们简称“人之初”）、红描本（供初学写字用，简称“红格”）、毛笔、砚台、墨。小孩腿短，从三牌坊走到紫苏庙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父亲把我交给何老师就走了。从此，我就自己沿着西外老街的石板路来来去去，共走了3年。
在书铺买的旧学用书都是用毛边纸印的，既薄又不耐用，用不多久，就变成碎纸头了。有钱人家再买新的，我父亲穷，又很节省，就采用裱褙的技术，把新书逐叶撤开，用皮纸和浆糊在背面裱上，然后再装订起来，于是可以用一年也不坏了。念书时我最怕挨打，好在老师给我点的新课我反复读几遍就能背得了，从来没挨过打。何老师特别器重我，亲戚们也都说我“天份好”。
紫苏庙后面有一条从鸭儿凼流来的小河，河水流向东北，其间和从棕粑店流来的小河汇合，形成一条较宽广的水域。夏天来了，大孩子们最爱偷偷地跑到这儿来游泳。何老师又无法前去阻止，就想出检查的办法，中午下学时，给孩子们的小腿上用图章盖上印记，只要一下水，印记就会被水冲洗掉，只消在下午看看我们的腿上还有没有印记，就可查出谁去游过泳了。被查到的人，少不得要挨一顿“笋子炒肉”。可是孩子们也有对策——把南瓜油涂在印记上，等到油干了以后，下水也不会被冲去印记了。
我不敢到深处去游泳，只能偷偷跑到下游浅水凼浸到水里玩。有一次，我居然还坐在一条半斤多重的鲫鱼身上了，高兴得不得了，双手使劲把鱼抓住，拿到岸上，也不敢带回家，偷偷送给邻居家喂猫了。本以为这样谁也不会知道，哪知还是自己暴露了。晚上，我做梦在河里抓鱼，竟然梦游，爬起来满床摸鱼，这就“不打自招”了。第二天母亲一审问，我就只好招了，挨了一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