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记你账。你去盐场的事，我也没拦你，化肥厂的事，那是老支部全体成员研究的，能怪我么？”他似乎说得也有道理，几乎没有反驳的余地。
我说：“你就给我开一个信就行了。”
他说：“这个信我开不了，得支委会研究。”
其实这个事是书记说了算的，通过支委会研究不过是一个借口，这样就可以因为年龄的原因，把我排除在外了。这样的谈话不欢而散。从那以后，村里的事我再不过问，宁可回队参加劳动。
那时生产队为增加收入，号召有门路、有技术的社员出外打工，给队里每缴1元钱记10分工。那时的生产队穷，没副业，靠卖点粮食支持农业，开支很紧张。1斤玉米6分多，小麦1角3分钱，红薯1斤3分钱。每个生产队多少土地，种多少小麦、玉米、红薯等作物都有指标。
我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挖土方的活。那时候感觉自己在生产队里混一年也没啥成果，要是能挣钱，家庭还宽裕些，再给队里交点。累点就累点，反正那时候年轻，所以我到了海边。
海边盐场建有高约4.5米的土埝，以挡住海水。人们在挡内建了盐池晒盐，因土埝常年被潮水冲刷，每年都要修补。我们在离坝约三米左右的地方取土，堆到埝的顶部和坡上，两个人抬一个筐，一筐土约两百多斤，每天两个人得抬埝土约十到十五方，一方大约十二三筐。一天干下来消耗体力相当大，扁担把我肩头压得红肿，脚背和脚脖子也走肿了。
这时的抬筐和我在上中学之前出河工不一样了。我年龄大了，已成大小伙子了，虽个子不高但也蛮有力气，为了挣钱，咬牙也得坚持干活。一星期过去，渐渐地适应了，也就不那么累了。
我们从早到晚干活。每天骑着自行车到海边，然后干完活骑车回来。那时候，一天最少能挣四五块钱，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七八块。如果在生产队的话，只能挣几毛——我在那个生产队干活，一天最高才到过4角7分钱。
最苦卸盐工
偶然的一天，我碰上了一个盐场航运队的人，他请我给组织一个卸盐队，需要约50人。这事对我来说不难，因海滩上每天都有挖土方的人，而且因为我以前在公社办业校，很多人都认识。我张罗凑齐了50人，和航运处负责人谈好合同后，没几天就开始干活了。
海边盐场（资料）
干过才知道，原来这更是累死人不偿命的活：每人拿一把簸箕大的铁锹，10人一组，船来了每人一个舱口，每舱中有盐5吨左右，在15分钟以内必须把盐从舱中挖出，扔到船边的输送带上，滚动的输送带再把盐送到码头装进大驳船。据说这盐是出口日本的。
5吨的重量要在15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一开始约30分钟，有的还完不成，一天下来就有十多个人辞职，工钱不要就回家了。一方面，只好和航运处交涉，希望延长时间。另一方面，找年轻力壮的补充“兵源”，边走边补充，直到半个月后才稳定下来。
我认为这是一件最累的活。因为每日缺员，我要顶班。一舱下来，汗水从头上流到脚下，用毛巾擦干，马上又是一身汗。手巾在旁边搁着，锄一锹就得擦一回汗。我找了挺宽的一个腰带——也不知道是哪个祖宗撇下来的带子，可能是古代人用的那种腰带，让我给找着了。一扎腰，系得挺紧的，练武术的腰里都系着腰带，我也学着用这样一个布带子把腰一缠，容易使上劲。然后就穿着短裤，上边连背心也不穿。有的人只穿一条三角裤，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浑身难受。每个人的食量都比以前增加一倍，每天4顿饭，有人还喊饿。不过收入还可以，一天下来比得上在生产队上班一个月的工资，因此才吸引了一部分有力气的年轻人，但当时我想，这真叫为了钱卖命。
我坚持了大约两个月，开了工资把钱拿回家，心里很高兴。但两个老人见我累得又黑又瘦，肩头上让太阳晒得暴了皮，心疼地说：“别去了，把身体累坏是一辈子的事，咱宁肯少花，回来吧。”我也想不能再去卖命，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年轻而不力壮的人，和人家体格好的比相差甚远，总是凭一时勇气不行。
重返生产队
从盐场回来，我继续参加生产队劳动。生产队的领导、指导员都是“文革”中入党的年轻人，有着革命的干劲，带领社员干活，抓得很紧。那时还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干部都身先士卒，带领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社员都要开会学习毛著和毛主席最高指示，白天干活休息也要念上几段。事事要突出政治，抓纲，纲举目张。
近几年，每年都有几个学生回村支援农业第一线，年轻人多了，生产队的政治生活也活跃了起来，农业生产方式也有了改善。农具由木犁变成了铁犁、双铧犁；由黄牛变成了骡马；千年的铁瓦车变成了胶轮车；治虫的喷雾器以前像打气筒似的，需两个人操作，现在可一个人背上就能喷出药雾来。
种植结构也有了改善。以前为了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以红薯、玉米、高粱为主；现在以种小麦为主，并种植一些杂粮，以此改善社员群众的生活质量。以前的煤油灯也换上了电灯，孩子们高兴地说着新编的顺口溜：电灯不用油，家家挂亮球。这是农村千百年来没有的事，而且可以经常看到电影。总之，社会在迅猛发展，在前进。
不过，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还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进行着。地里种什么，上级有指标；种植面积多少，都由上级公社大队安排，生产队没有自主权。比如上级让多种小麦，并拟定了产量，若都是用肥沃的地块种，才能保证产量，而我们队盐碱地多，种了小麦长不好，结果用了50斤种子，第二年才产一百多斤粮食。所以，生产队的工分值也受到了影响。
那年，村里的书记换了一个叫于学明的，为人办事认真公平，也愿为群众着想。他找我说：咱队到现在没有会计，一般年轻人也干不好，单据、条子压了一抽屉，你给下下账，当当会计。那时由于搞运动，涉及财务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干。既然找到我，我也不好推辞。我说：“你找个年轻人当现金保管，我教他下账，生产队开支用钱从他那里取，回来后报账，这样你清楚我清白，谁也没有嫌疑。”他一听觉得这办法好，以前是队长管钱、花钱、报账，或会计管钱、记账，都存在弊病。后来这办法得到了推广，全村各个生产队都设了现金保管。
其实生产队会计很简单，每月帮现金保管和管库员下一次账，到年终搞一次结账，基本上就完成任务了。但以前的会计是不下地劳动的，我当会计后，除每月下一次账，平时是要加强劳动的。我想改变一下以前的不良惯例。
跟伯父学技
夏天的脚步声如同雨点一般，有时重，有时轻。这声音有时是欢快的，但更多时候却是焦躁的。我听着这些脚步声，内心有时晴，有时雨；有时宁静无所思，有时又矛盾重重。偶尔，我会认为，或许我的生命会在这声音中消逝，但更多的时候，我想，我的美丽应该会在秋天绽放。
伯父会做木工活。那时木工很少，全村就他一个，所以每到春季修农具备耕时，他都很忙。除给本队干活外，其他队也来找他，有时便忙不过来。有一次生产队牛棚倒了，要重新修盖，由于雨季将临，队长很着急，于是找我说：“你别下地了，帮老爷子（即伯父）做‘木架’吧！”我怕做不好，结果他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掏洞，怎么也比新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