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炮打司令部”，王志棠每天晚上轮番被战斗队、造反派揪去批斗，一些老农议论纷纷：抗旱播种，天不下雨没播种上，这也是书记的罪状？
有的党员也来找我：“那些大罪状都是没影的事，排在了王志棠身上，是谁搞的呢？”接着一条条地摆。“你给写写，我们只会说不会驳，帮我们驳一驳……”
不用说，我也认为实际没大问题，也憋着劲早想反驳他们。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保皇派”。他们说得起劲。“好，你们给我研磨、铺纸，我写。”
于是逐条反驳，有理有据，一直写到天亮。写出一张，他们贴出一张，写完了，他们也贴完了。早晨看大字报的人越挤越多，大多数人都说：“这才是正经的，都是实事。”
可是“保皇派”的罪名却给我戴上了，因为一看字就知道是我写的。当天王志棠就不挨批斗了。虽然当时“保皇派”作为一个贬义词，但我的行为却大杀了“没事三杆子”的无中生有之风，也算出了一口正义之气。我虽然成了“保皇派”的成员，但不影响工作，不管是工作队、党支部、战斗队、造反派，谁来找都得应承着。村史是要继续写的；某个战斗队排节目，编快板、三句半、小话剧还得编排，指导他们排练。
“文革”中，人们在大字报、大辩论中各抒己见，坚持自己的观点。无论对事还是对人，无论对方是同学、同事，还是朋友，都互不相让，甚至有的家庭一家三口坚持三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
村史惹祸端
一开始，村里安排我写村史时，我并不答应，一是怕自己写不好，再就是村里还有十多个文化水平高的大学生。他们虽然也曾找过，但大学生都是学理科、医科的，推来推去还是落在了我的身上。不过我当时真不愿意干，因为我对村里以前的事不甚了解，而写史不能凭空臆造，都要讲事实根据，那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后来工作队说：组织一个老农座谈会，让他们回顾村中解放前后所发生的事和涉及的人，然后由我整理。这样我才勉强答应下来。
通过二十多天的老农座谈会，我了解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工作队领导拿了一卷子纸，找到我说：“这是座谈记录，你把它系统整理一下，编成一部村史的形式。”既然领导布置了任务，那就写吧！我把记录反复阅读了几遍之后，列成提纲，按年份分段，逐年、逐事、逐人，重新整理了一下，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
后来又找来一个会画画的社员，按重要章节、人物、事件插图，又让我在上面写解说词，然后挂在村中展示。这一行动影响很大，把村中解放前后的事，全展现给了广大群众。即使没文化的老人、小孩，也能了解村里以前的情况。新旧对比，忆苦思甜。县领导也很重视这个事，让我们到各个集镇展示，号召每村要写村史，让老百姓都知道过去，明白现在，看到将来……
这工作虽是辛苦了一点，但我也受到了锻炼。然而却留下了“后遗症”，使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村史中涉及我同村同学、朋友石铁强的父亲，他父亲在“文革”中被单位遣送回家，说是“走资派”，并有历史问题。战斗队、红卫兵曾对其批斗多次，责令其弯腰弓背一晚上，让他交代问题，以敌我问题对待。
他父亲的事我以前就有耳闻。抗日时期，他当过伪乡政府的乡丁，因枪法好，好多人都称他二丁。他也曾参加抗日组织，据说有一次在打鬼子炮楼时，他专打炮楼枪眼。他后来参加武工队，做过地下党联络员，土改时又曾加入工作队参加土改。过去的历史确实有一些复杂，是一般村中人很难理解的。何况他又不是本村人，是土改时在这村分了房子、土地，而落户的。解放后，他曾在县煤炭公司工作，后又被调到唐山地区煤炭公司当经理。
究竟历史问题如何，运动中没搞清楚，村史画报上，他却是个负面人物。如此一来，他的名誉、威望扫地。这对当时他的家庭、儿女都有很大的冲击。我的同学也因此退了伍。
从军队回来后，同学找到了我，当与其谈及村中运动及他父亲的事时，他说：“我家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应该那样写，再说别的村都没编写出来，你给他们写那个干啥？”当时我把座谈记录找出来给他看，我说：“你看看，不是我想咋写就咋写的，得根据座谈记录。”他看完之后说：“这都是瞎说。”我无法再解释。
石铁强言外之意是说，我不给他们写，他们谈出来也没用，只能留在座谈记录上。说实在话，我也不想这么做。不过在这次运动中，不管是工作队还是党支部安排的工作任务，都无法推辞。不干，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样上纲上线，哪个年轻人受得了？知道是得罪人的差事，也得捏着鼻子做，不容许考虑个人得失。到底他也是不理解的，总是耿耿于怀。
从那以后，我和他往来少了。见了面虽然打招呼，也是忽冷忽热的。这时我也后悔，因为自己能写两笔，得罪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还有其他一些人。那时就下了决心，今后不在摸笔了。运动后期，通过落实政策，他父亲的问题也明朗了。整顿领导班子后，石铁强当选了支书。
辗转寻活计
那时，我闹腾了几年连党也没入上，而经我培养的团员却入了党，我看在眼里，怨在心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想不能在村里干了，得罪了老少爷们，磕头碰脑的很不好。我做过的好事固然有，可是坏事、怨事、恨事也记在我的账上。如此费心尽力，只瞎忙了一气。
想来想去，决定改个道走。我到处寻访，有招工的地方就去打听，也到处托人找工作。那时找工作，除个人条件合格外，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同意开证明才能应聘。
一次，一个朋友在盐场上班，说：“那里修船缺木工，你能不能去？”我说能去。于是我请示生产队干部，他们说：“你只要给生产队交钱，有本事你想干啥干啥。”
请示大队，书记说：“生产队放么？”
我说：“放，现在我队劳动力多。”
“那大队缺个会计，想让你当。”
“我干不了。”
“既然干不了，大队也不阻碍，你想去就去吧。”
我又到了公社。公社秘书我早就认识了，叫魏一修，是个老实厚道又很认真的人，开个证明信，字写得很工整，日期差一点都不行。他见了我，说：“小王，你们大队让我给你开一个月，时间长了不行。”我向他解释，他说：“大队让你当干部，你想出去挣钱，那能行么？”这次我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又一次，我听说县城里新建的化肥厂招工。我自己就去报名了。对方说：“可以来，我们厂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按年龄超了1岁，你回去开了证明信，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想这回是板上钉钉子了。回村和大队一说，“书记说了，化肥厂一个公社20个名额，咱村已安排了，报到公社去了。”这次的路也堵死了。
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不得不找书记把此事挑明，但没有打架，而是先礼后兵。我说：“我们从小一起玩，锄草、淘鱼、打鸟、上学、劳动……你参军求进步，我在家也不落后。在运动中，我写了村史，那时是革命工作，即使涉及到你家，能把这笔账都记在我头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