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条金光大道没能踏上去，只好继续走自己的林荫小径了。
业校喜结友
办业余学校时我认识了不少青年教师，其中大多处都是有志青年，我们很谈得来，他们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增添了友情。其中一名希贺儒，为人耿直，却有些犟，但他讲课时别有一番味道：念诗词抑扬顿挫，讲解振振有词，俨然一位教授。就是一晚上的听课，让我们建立了感情，成了朋友。从那时起，我们相交达40年之久，直到他去世。去世的那天，我已在医院陪他了4天4夜，一直送他到火葬场火化。火化后我与他家人一起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室：城关八行八排八室。他的5个弟弟感动地对我说：“我哥要是县委书记，你这样下力对他还值得，可我哥他算什么呀！”我说：“我们是40年的朋友，也是好哥们，他先走了，我尽这么点力，应该的……”他们流着泪攥住我的手说：“你也是我们的好大哥。”
张连专，垛瓦村的民兵连长，他也是一名好教师。他把本村年轻人训练得很有素质：大喇叭一招呼，民兵5分钟内集合到位，真正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后来，他和希贺儒都成了模范教师。
马燕，他是县城北王庄人，我住城南，两地相距60华里，我们是一起参加县召开的模范业余教师大会时认识的。他为人热情、有礼、忠厚、坦率。
那天，我第一个到达开会驻地，他是第二个。他看我一个人坐在阴凉处，就奔了过来，问：“你是来开会的吗？”
我点点头。
“是在这儿报道吗？”
我又点点头。
“你是哪个公社的？”
“新开口。”
他笑了。
“吃瓜吧。”
他把手里拎的一兜瓜放在我面前。我不好意思吃，他却拎起一个擦一擦递给我：“吃吧，今天挺热，解解渴！”
这小伙子，新理的短平头发，红红的脸膛，闪着青春的光彩。雪白的跨栏背心，蓝色短裤，一双蓝帮白底球鞋，好精神。我仔细端详着，心里说：“这小伙子好，刚见面还不知道对方姓啥，就让吃瓜，真有意思。”吃完瓜我们一同去办公室报到，才相互告知姓名和地址。
会议进行了一星期，主要是教委领导做报告，与会人员学习文件、讨论、观模、听课、交流办学经验。从早到晚都有活动，但也有空闲时间，我们结伴出行，看电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除他之外，我还认识了陈玉忠、刘烈武、陈晓霞等好多朋友，临别时我们互相签名留念。
至于陈晓霞，课讲得好，有才华，长相也漂亮，后来找了一个海军结婚。唯有马燕，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到现在。后来他去了大连，每年都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观光北京各大景点。我们最后只是一对很平常的朋友，从青年、壮年，走到老年，现在我们已是白发苍苍了。我们相识，已近半个世纪，虽说并非生死之交，友谊却已是深似大海。
大字报之战
业校工作大约开展了3年。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起来，每晚都要开会，学习中央文件、毛主席语录，业校被取而代之了。“四清”工作队进了村，有问题的干部须上“楼”检查问题，就是停止工作做检查。公社也是如此。因我在业校时间短，也没经济问题，更没政治问题，所以成了闲人。村里让我参加大队查账班，查大队有史以来的账目。
通过这次的清算，干部的“馋、懒、占、贪、变”之风被遏制。通过学习，提高了干部思想，有的主动退赔。那时经济困难，不管是生产队、大队，还是公社，经济问题都不大，无非是待客时多吃多占、超支、挪用等现象。运动中，交待好的，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可以继续当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就是当时的宣传语。
“四清运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很多学生回村“闹革命”，工作队进了村，后来也来了十多个大学生。这样一来，村里更热闹了。大字报贴满了大队部的屋里屋外，青年学生们组织了几个“战斗队”、几拨“造反派”，当然，前面都有革命二字。每人都发了毛主席语录，人人学、人人背诵，白天在田间学，晚上会前会后学。毛著老三篇，更是必学的内容。各家门脸两旁抹成平板，刷一层红漆，写上白字。全村红彤彤，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语录。刷漆写字，成了我的专业。
县城里的革命“造反派”更红火，成立了“红总”、“红联”两大派系。因观点不一致，常发生争执冲突。这一运动也波及到农村，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于是，大鸣大放，大小字报满天飞。会写的自己写，不会写的找人写，“战斗队”、“造反派”安排专人写。有的战斗队让我参加，认为我写大字报可以是一员干将。他们热情的邀请，确实让我为难。理智告诉我不管哪个战斗队都有错有对，凭一股脑的热情支持哪一个都不妥当，干脆我哪个也不参加。
村里的工作我不想干，但当时工作队抓得紧，如果不干则会有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危险：“不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那时我有思想情绪，本来在“四清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又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作队和党支部已安排让我申请入党了。但在一次外调中，因我姥姥家是富农，成分不好，上级找我谈话说：“这批暂不让你入了，以后等机会吧。”
当时我与工作队领导和支部辩解：党不是注重个人表现吗？难道我的表现不好吗？从毕业参加劳动时起，领导要我做啥我干啥，从来没讲过价钱。我不计报酬，不怕苦不怕累，真心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要求上进，从来不甘落他人之后，说起来我不比任何人做得差，我也一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要求自己，为什么因亲属成分不好就不能入党呢？
这件事我始终接受不了，心里有闷气、有怨气。虽然如此，但当领导安排任何工作时，我又不得不干，否则在“文革”的浪潮中不知会遇到什么后果。有一次，那时各“造反派”要“炮打司令部”，要揪斗“四清”后上台的书记王志棠时，我也参加了“战斗”。
王志棠当时四十多岁，当过兵，下过江南入过朝，后因残退伍。他在部队是连指导员，本来也能安排公社副书记的职务，但他留村当了民兵连长，后来担任了支书。这我早就了解，但在运动中，突然给他列了18大罪状，大字报贴到了他家的院里院外，一些学生还敲锣打鼓在他家门前喊口号“打倒走资派”。
这一事件让村里老年人感觉很突然。那天晚上，两个团支委员找到我说：“‘有枣没枣三杆子’，要打倒王志棠——他有什么问题呀！你说咋整？”
“我有啥办法，造反派闹革命愿革谁就革谁吧，让他们党员们保吧！”我说，“我自己还忙不过来呢！”
那时工作队领导和王志棠安排我写村史，事务繁杂，我忙得头昏脑胀，所以此类事情便不想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