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的，不认识？”
我摇头：“想不起来。”
“我叫安继业，是双坑的。”
“倒是听说过，为啥这么晚了还在这？”
“听说你没考好，上不了学了，我可以和你交朋友了。”
“你可真怪，我考不上学你高兴和我交朋友，如果我考上你就不交了？”
“那就不可能交了，如果你考上高中，再考上大学，我见你的面都不容易，再说你也瞧不起我这个朋友！”
“不会的。学校那么多人我都瞧得起，怎么会瞧不起你。”
“就因为我连你那个学校也没考上，上了三年民办……”
通过一路的交流才知道，他早就了解我。他曾去学校参观作文展和板报，上面有我的诗歌。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喜欢写作，与我趣味相投，志同道合。当时他还劝慰了我一番，我很感激。从那天起，我们做了朋友。后来我们在一起学习、读书、研究写作，真是谈古论今，畅所欲言，每次都很开心。虽没什么成果，倒也丰富了知识，开拓了思想。
后来，安继业在“文革”中被调到宣传队。“文革”结束后，留到卫生局当秘书，又调到县医院直到退休。
那是“文革”时期了，学生到处串联，有的还去了北京。我与安继业谈起来，真是羡慕又向往。若是现在还在学校学习，不走遍全国才怪呐！可是当了农民，什么机会也没有了，只好天天顶着太阳下地劳动，干别的都是走资产主义道路受批判。
想来想去我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学说评书，学乐亭大鼓，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想：这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与安继业去拜师了。既是拜师，不能两手空空，自然要准备些见面礼。那时生活困难，没什么好吃的，我跟安继业商量买了两包核桃酥。
师父叫李步林，是个盲人，高高的个子，说话特热情。我们进了屋子，他又是让座又是让家人倒水。当我俩说明来意后，他笑了笑说：“你们愿意学，我就教你们。但你们可得认真学，若是用心，一冬我就能教会你们。”他还说：“现在的年轻人没人学这玩意，你俩咋想的呢？”我们说了想法，他很赞赏，说：“艺多不压身，现在用不着，以后兴许能用上，用不上也是一种娱乐，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好事，你们有时间就来。”商量过后，我决定学三弦，安继业学唱，先学习“学雷锋”、“焦裕禄”等片段。
连续练了一个星期，我们已经将唱词背熟，唱腔也基本能顺下来，就是唱不好。但师傅还是很高兴，表扬我们机灵、学得快。可好景不长，正当我学得起劲的时候，双方家长知道了，都不同意我们继续学，说是“下九流”，“大小伙子干点什么不比那个强啊？将来光靠耍嘴片子，学个馋懒奸猾”。完了，一瓢冷水把我们这两盆火给熄灭了。
那时，我们对“下九流上九流”也不理解，只是想父母是不会给孩子亏吃的，也就遵从了父母的意思。
1961年，中学毕业
下地学老农
这个夏天是漫长而且潮湿的，到处水汽氤氲。我寻望四周，却不知自己站于何处。在这片芦苇荡中，我抬起头来似乎比周围的同伴们高了一截，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受到了更多的考验。
毕业后正值麦收，我想既不能上学，就参加劳动。因为3年前参加过农业劳动，干活我毫不在乎，何况此时长大了，浑身有了力气，无论干什么都不在话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人，多是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中年人少，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更少。我虽是个好劳力，不过干活技巧还得向老农学习。
有一次在一块收了小麦、又种了第二茬玉米的地里除草，由于夏日几天阴雨，野草疯狂地长，比玉米苗还高。如此，玉米苗长不好，甚至会绝产。当时天气热，像下火一样，而且这块地两边都是高粱地挡着，一丝风都透不进来。
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有的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有的甚至只穿着裤头。好在都是男的，大家很随便。几个老农干得挺轻松，好像不当回事，一锄一锄往前干，不声不语。而我们几个年轻人则受不了了，叫着喊着要求休息一会。老农到了地头，我们还在地中央。人家休息了，我们落后的只得咬着牙往前锄。
等到了地头，一个老农站起来，到地里一看，回来说：“这锄地也有巧劲呀！锄头板在家磨快一点儿，下锄不能太深，也不要太浅，正好在地皮下草根和茎叶处，把草的头斩下来，根留在土里就腐烂了。这样既省力，也达到草死苗活的目的。看你们，深了连草根一起搬下来，湿脚一踩土地草又活了；浅了只动了草的皮毛，像剃头似的，新芽长上来更旺了。”
这么一点小事，却包含这么大的学问，别的活更不用说了。比如“扬场” ——碾好的麦子里有土、乱叶子之类的杂物，需向空中一撇，借自然风力把沙土、败叶吹远，落在地上的粮食也就干净了。一木锨一木锨地扬起来，像一道道彩虹，慢慢地成了小山丘似的麦堆。这种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我也曾试过，扬起来是一堆或是一块，结果是连土带叶一起下来，抡得满场都是粮食。
又比如中耕时节的扶犁。这是作物生育期中在株行间进行的培土耕作。在玉米苗长到膝盖高时，要中耕培土，预防长高后倒伏。有经验的人不管垅头多长，可以将作物之间的土地犁得如直线一样。我一开始把握不稳，不是左倒就是右歪，左右拐弯，如一条爬行的蛇，有些时候把庄稼苗都铲掉了。后来经验多了才犁得直一些。
庄稼地里的活看起来容易，真正做好很不容易。无怪乎，在公社召开下乡青年大会时，领导曾强调：新一代农民，第一要像老农学习，第二要发挥年轻人的才智，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实现农业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初任队长
下地劳动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大队领导要我当队长。当时我自知不是这块料，不肯答应，觉得难以承担如此重任。因为全队两百多口人的生活来源全靠生产队的四百多亩土地及几头牛和几辆破“铁瓦”车，若是带不好队，许多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冲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例如有一年闹虫灾：一夜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种蝴蝶，附着在玉米上产了卵，几天后便孵化成了浑身是毛的小虫，一时间把玉米叶子全吃光了。公社领导下了很大的力量，连学生都动员了起来，捉虫的捉虫、喷药的喷药，虫子虽死了一拨又一拨，但玉米也绝产了。地里的玉米秆像一根根长枪似地排着队，呆呆地死在那里。
结果到了年终结算时，每个劳动力每天才分了两三角钱。即使是一个成年劳力，一年365天不下班才挣了77.95元，一家人怎么活！春天来了，家家没粮下锅，政府派来工作队，拨来返销救济粮、扶贫救济款，帮助这些遭灾受难的人们度过难关。化肥、农药、种子，有的也是无偿供应。
我心里打鼓：这样一个生产队，“老牛破车疙瘩套”，怎么干才能缓起来呢？不过，那时讲：“学雷锋、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死都不怕，苦点算什么？又不是没吃过苦，不就是带个头么？最后我决定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