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带队干活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是到了地里先抽“地头烟”，就是到地里后先休息约1小时或更久时间，会抽烟的抽着，不会的先坐着，玩扑克牌的先玩上，每天干不了多少活。中午收工了，收拾一下工具准备下班。半天4个小时，仅干了两个小时的活。我说：“这样干不行，我们得提高工作效率，不然像这样消极怠工拖拖拉拉，耽误农时，生产更搞不好，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穷，对国家也没有贡献，还得国家供我们吃。”大家也明白这个理，于是改变了劳动态度，少歇多干。
可也不是一帆风顺。几天后有人说：“老李队长把你打发出来带我们干活，他带着会计赶集一天，吃饱喝足回来，你是干拉套，让我们跟着挨累！”
这是老农反映的问题，经过了解确实如此。原来的队长干了几年，农业方面确实有一套，但当时染上了吃喝风。外人来访或办事，队长请客；队里买化肥等生产资料或是到集市卖粮，都是队长、会计去，享受外出补助吃吃喝喝，回来开了白条。粮食卖多少没有计数，钱数也不知道，难免群众怀疑不满。后来我建议派社员去办。这样，社员情绪有所缓解，但原来的队长、会计开始对我不满意了。
此外，干部不参加农业劳动，群众便也会消极怠工，有情绪。开会时我劝队长、会计应抓时间带班干农活，后来他们虽然有时也参加，但多数还是以出去办事为由而躲避。由于我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有些事他们竭力反驳，有时干脆就说：“你去干试试！”
有次我和社员去卖粮，社员赶车拉着粮食到了集镇，不到中午卖完了。我和这社员商量：“咱不到中午卖完了，不用在市场上吃中午饭，回家去吃呗！”社员说：“那补助金，不要了？”我说：“不要了。”社员很不高兴地说：“跟着队长、会计出来办事还能解解馋，跟你出来还得空着肚子回去，以后再出来你别找我了！”我听了，想了一下说：“回去找会计给你开八毛钱的补助，套车回家吧。”
经过我的整顿之后，队长和会计不天天赶集上店了，即便去，有时也会找个社员跟着。
走马任校长
入冬后，村支书找我说：“公社催了几次了让办业余学校，现在村里有不少年轻人了，你组织一下，把学校办起来。”我想，这是件好事。这两年，大多数青年不能升学，只能回家参加劳动，有的从城市回到家乡，这样的人员本村就有几十名，组织起来学习农业知识和科学技术还真有必要性。如此，我欣然答应。
我找到村里的团支书李延生。她说：“书记找我说了几次，我也不知怎么办，你来得正好，咱商量商量。”
我说：“咱村支部书记当校长，你当副校长，我当老师，再找两个老师，一个初中班、一个小学班、一个扫盲班。教室让支书找学校借一个大教室，照明灯让电工给安上。你开团支部大会，要求每个团员参加，几十名团员，每人带两个人，这样，学校不就开起来了。”
团支书非常高兴地说：“今晚就开会。”
学校办起来了，一开始有四五十人，后来连中年妇女也来参加学习，听农业知识、生活常识讲座。村里的大街上有嬉笑声、歌声，渐渐热闹了起来。最多的时候达到60人，一个教室容不下，又从学校借了一个。
有一天，村支书找我说：“我今天去公社开会，把咱村的业余学校也汇报了一下，公社党委很满意，说让我通知你抽时间去一次。”
我去了公社，找到翟书记，他说：“我听了你们书记汇报，你们村的学校办得又快又好，把青年都带动起来了，你们那个路子很好。目前公社22个大队，还有21个没办起来，公社想让你上来帮忙抓一抓，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很为难：“在本村人熟地熟，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到别的村人生地不熟的能行么？再说本村刚办起来还需要充实巩固。”
公社书记说：“没问题，你们村的业校你可以抓时间辅导。明天我把各大队书记调上来，开个专门会议，你也和他们都认识一下，以后好开展工作。就这样决定了，明天你也过来参加会。”
第二天，各位书记都来了。公社书记传达了办业余学校的精神，让大家讨论。大家议论纷纷，说好的，摆困难的，各抒己见。最后公社书记说：“每个村情况、条件都不一样，以前没办过，现在这新形势下必须办，公社找了小王专门辅导筹建各个大队学校。你们都是校长，他当你们的总校长。不管有什么困难，业校必须办起来。”
就这样，我突然被封了个校长，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首先，我得找各个村的书记、队长，起码得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业余学校建设期间需要的教室、开支、老师，要靠他们配合解决。再者，我也摸不清各村的底，需要他们来协助我的工作。那时候我还年轻，无论早晚，骑着自行车去找书记、队长。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之后，其他的工作便顺利多了。
大约两个月的工夫，各大队的业余学校都办起来了，公社书记很高兴。其中他也给了我很大支持，比如有的大队我去了几次都没行动，最后他把这些书记专门找到公社，研究成立业余学校的方案。
业余学校成立以后，培训教师、编教材、活跃文化生活、组织排练文娱节目、春节演出等，我都要参与组织。有时晚上到各大队听课、指导；白天编简报，把各大队的先进事迹、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等短文刻版油印，全是我自己干。虽然工作繁忙，但我并不觉得累。那时公社领导机构精简，加上我一共9个人：两个书记、正副社长正一副二、秘书一人、武装部一人、妇联主任一人。
到了1987年社改，公社改成乡政府，这个院就四十多人了。到1995年，七十多人，机关越来越臃肿……
一段小插曲
1964年冬天，公社来了3个军人征义务兵。我想，部队是个大学校，去部队锻炼锻炼，将来兴许能有点出息。我找部队领导一谈，他们都很高兴，表示乐意接收我，说：“只要身体条件合格，就可以跟我们走。”
我高兴极了，回到家里一说，却遭到了反对。父母说：“你走了，倒一身轻快，家里这摊子谁管？把你照顾大了会飞了，就不管我们了吗？”当时家庭条件确实难，母亲犯胃病已半年，下面还有5个弟妹，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分，每年劳动还欠生产队钱，而且还吃低指标。这样，父亲便找了大队阻拦。
其实，当时大队领导已选定了我们三个适龄青年。除我之外，还有三队的陈栴、石铁强，都是中学毕业生，都是爱给领导挑刺儿的人。当时领导把我们三个称作“小团体”、“犟驴”。他们认为把这三个人打发出去，村里就安定了。
后来，由于家庭问题和业校方面的原因我没走成。于是，他们两人光荣地参了军，剩下了我。因为失去了参军的机会，自己也闹了一阵情绪。又失去了两个平常经常在一起玩、聊天，工作上也互相支持的“战斗伙伴”，我的心里空荡荡的，也悔恨自己没有坚持。因为部队领导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去他们的连队。那些天我劳动、工作、学习都泄了气，整天闷闷不乐，像丢了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