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是在大洋办公室主任与基地主任之间进行的。经过双方一番拉锯之后，价格在300万美元左右摆动。这时，大洋办主任给我授权：直接让我与基地主任进行室内密谈，他给我的授权是250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室内密谈，最终达成245万美元的协议，签了合同。大洋办主任后来跟我说：“老林，你可立了大功了，给国家省了不少钱！” 根据伦敦国际船委会的评估，该船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在375万美元左右，这回我们可节省了140万美元。我记得很清楚，当这条船1994年7月6日到达广州港时，海洋局副局长陈炳鑫到广州接船，在欢迎晚宴上，专门为我敬酒，补过生日（我的生日是7月5日），并表扬我为国家节省了大笔经费。
这条船的资料很齐全，全部资料摞起来一个房间都装不下。但资料都用俄文写成，为此，我除了在接船期间翻译一部分外，还和我老伴一起，专门在广州黄埔码头翻译了一个多月。说起来，我对这条船还真做了一点贡献。
屡次谢绝代理商的邀请
1982年我在西雅图，ORE公司邀请我当他们在中国的代理。公司的老总跟我挺熟，以前来中国访问过，是我接待他们的，我在美国也曾到他们公司访问过。他了解我在学术上、技术上和外语上的能力，想在中国找个代理，销售他们的产品，问我有没有兴趣，但是我谢绝了。我说：“国家派我出来是让我来学习的，我不能干这个事。”
1985年，EG＆G公司中国办事处代理方励先生到美国进修学习，该代理的位子就空下来了。在这之前，方励与我就认识了。有一次，海洋技术所买的EG＆G公司的声学释放器出现了故障，我跟技术人员到这家公司的中国办事处找方励。按规定，设备有故障必须返修，但返修期较长，不能满足我们的急用之需。经协商，他同意我们自己打开仪器舱，自己检查故障。经检查，有个继电器有故障，三天后把新继电器换上后仪器正常工作。通过这件事，他认识了我。他到美国去学习，就推荐我去接替他的位子。我当时也谢绝了，我心里想：国家派我出去学习了一年，我刚回来就给资本家干活？
后来美国ENDECO公司也邀请过我。这家公司老板跟我很熟，我曾两次访问过他的公司。1986年前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邀请我担任他们公司在中国的代理。我也以同样的理由谢绝了——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很忙，暂时做不了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这位老板到海洋技术所访问时，表示希望访问我的家庭。那时，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里接待外国人是少有先例的，我向领导做了请示，并得到了批准。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楼，家里又潮又湿，家具也都很简陋，而且没有客厅，只有三间卧室。要在家中接待外国客人，有点儿不适宜。那天，我们花了好大的力气从楼上别人家借了一套沙发，把阳光稍好的卧室改成了客厅，把卧室床搬到另外一个房间中，关上门。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我们接待了这对美国夫妇。
吃饭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自己做，单位说：“不要了，食堂给你做吧。”因此，食堂给我们做了4个菜，但是还得让我假装是自己做的。前脚客人一走，后脚我们就急忙恢复了原样。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条件。如果说现在来个外国人到我家来访问，我都不用做任何准备，随时可以让他们进去。看来，现在中国人的住房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了。
后来我到美国去，他邀请我到他家住了两天。因为有这层关系，他就找我当他的代理，我也谢绝了。
我在退休之前曾经有过三次机会可以做“买办”，但是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得先为国家服务，这不是大话，也不是漂亮话，是实话。
入党
1957年我在国外的时候就申请入党，直到1988年才如愿以偿，其时间跨度三十多年。中间有一些过程，我曾提及过，也曾经接近了入党的边缘，但是因为有政治上的包袱，大概就没人敢来发展我。1978年平反之后，情况才慢慢好转。
党委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高级一点的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不是太重视。我从1981年之后就开始留胡子，党委书记为我这胡子问过我三次。起先，他问我为什么要留胡子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显得老成呗，我老伴比我岁数大，我留个胡子，我们俩就差不多般配了。”
最后一次，他问我：“怎么你的胡子还留着？是不是对社会有什么不满？”他的意思或许是指我效仿梅兰芳“蓄须明志”。我当时就火了，说：“书记呀，你别给我扣帽子，你有功夫管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好不好？”
聊天过程中，书记问我有什么政治要求，我说：“书记，难道你不知道我申请入党吗？”“啊？你们党支部没有反映过。”我说：“你这叫官僚主义！”
1988年1月，我被批准入党，当时我已是处长了。有人说我是因为当了处长才入党，我倒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三十多年苦苦追求入党，究竟为了什么？我难道为了升官发财？我都已经当上“官”了，当“官”的时候还不是党员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仰。
1988年，入党宣誓时留影（右四是我）
我一直坚信自己对党没有二心。我在西雅图时，每天都要经过西雅图国民党分部，我走过该分部大门口时，没人监督我，没人阻拦我进去，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进去；我为了国旗问题与人争论时，没人要求我、监督我必须如此，但是我觉得应该那样做；退休前，国外厂商多次邀请我当代理，没人要求我“你不能去”，我自己谢绝了。所有这些，表明我还是个爱国的人，这不是给自己涂脂抹粉，我自己就这么想的，这么做的。我要对以前批判我的人说一声：“同志们，你们看错人了，我林恢勇不是那么坏！”
在所里，我妻子得的荣誉比我多得多，“三八红旗手”、“三等功”等等，我大概只有一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真把这少有的荣誉当一回事。我的胡子已经留了二三十年，但是有一年，突然间人们发现林恢勇没有胡子了，因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要将照片贴到光荣榜上，临照相之前，我连忙把胡子剃掉，弄了一张没有胡子的相片放上去，我觉得这样会严肃一点。
1993年，我被评为研究员。那些年，评研究员还是很严格的，研究员也比较货真价实，我们那一批大概总共就5个，比较少。不客气地说，现在的研究员多得是，拿块砖头随便扔，都能砸到一两个，真是有点贬值了。
科技处长工作
1981年，在我外语水平明显提高、翻译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以后，有一天，所长对我说：“老林，别在课题组干了，到机关来吧！”所长的意思是想让我做外事接待工作，我不干，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技术型的人员，应该搞技术工作，哪怕是在机关也要搞技术工作。最后，所长把我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当副总工程师，负责审查课题立项。这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我在那里待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对我扩大知识面很有帮助。
后来，科技处处长缺位，由副所长兼任科技处处长，工作忙不过来，所长要把我调到科技处当处长。我当时是一百个不乐意，觉得科技处杂事太多，任务太重。但所长一再坚持要我担任科技处处长一职，我见所长这么器重我，就答应了，当了几年的科技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