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女儿正好在天津师范大学上学，我通过她找到了32份托福考卷。在这15天里，我不断练习听力，不断做题，每一张试卷，我都按照托福考试的时间要求做，结果没有一份是不及格的。等到正式考试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我的第33份考卷，心里比较有底。发榜的结果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竟然考了620分（满分是660分）。结果所里的3个名额里，考试合格的只有我一个。
出国的经历
1983年8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动身赴美，目的地是美国东北部新罕布舍尔大学海洋系统工程实验室，学习内容是水下潜水器，导师是该实验室主任布里德伯格（Blidberg），学习期限是一年。
我的研究对象是无人无缆潜水器，它既无人驾驶，也没有拖缆，全由程序控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必须从头学起。
在这一年中，我全面地了解了美国及全世界无人无缆潜器的发展情况，深入了解了新罕布舍尔大学海洋系统工程实验室研制的无人无缆潜器（EAVE）的原理、结构、控制系统、试验数据，并在水下定位系统方面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理论探讨，在1984年圣迭戈举行的Ocean＇s 84年会上发表了《无人无缆潜器的辅助导航系统》的研究报告，获得了导师的好评。在我回国之前，导师在给我们所领导的信中，充分肯定了我在美国所做的工作，特别表扬了我较好的英语水平。
回国后我又写了一篇《无人无缆潜器发展方向》的文章，发表在《海洋开发技术进展》杂志上。
遗憾的是，我回国后，海洋技术研究所没有争到水下潜水器的研究任务，我所学到的东西没有派上用场。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国内一些其他单位开展水下潜器的研制工作，我曾多次以专家身份参加过他们的论证会，多少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在这一年中，我和实验室同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临走之前，我在导师家请他们二十多人吃了一顿丰盛的中国饭，我亲自在他们面前表演了中国菜的制作工艺，把他们看得目瞪口呆：“怎么这么快就做好了？味道还那么好？”事实上我耍了一个小花招：事先在我宿舍里把原材料都过了油，在他们面前一炒就得，难怪那么快。
他们也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派对，大家依依不舍，他们联名签署了一张告别卡，送给我作为永久的纪念。
回国前，我送给实验室一个镜框，里面我用中文写着“开发海洋，造福人类”八个大字，下面署上我的姓名。这个镜框据说还保留着，沈阳自动化所到那里访问的人曾经看见过这个镜框。
1997年我到美国东北部出差，还专门到海洋系统工程实验室去拜访老朋友，导师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同事都找来了，十几年不见了，老朋友相逢，格外高兴。
1984年，美国朋友送给我的告别卡
我在新罕布舍尔大学学习期间，学校的国际部组织了一场国际学生联欢活动。主办方要求各国留学生在活动的那一天把本国最好的食品展示出来，然后在校园里布置一个小市场，可以在那儿卖，卖了钱不收税，但必须得自己亲自制作。
联欢会会场需挂各国的国旗。我们到了会场一看，就急了，中国场区挂了一面台湾的青天白日旗。我们找到学校国际部，他们竟说：“这不是中国国旗吗？”当时新罕布舍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七八个人，由于我的英语比较好，他们推荐我去跟校方交涉。我跟国际部的人说：“这怎么是中国的国旗？这是台湾地区所谓的国旗。”对方说：“中国国旗是什么样子？我们这里没有，这面旗还是台湾学生送给我们的。”我听后急忙回宿舍，从柜子里找出一面国旗，交给学校国际部，并说：“这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他们倒也通情达理，没说什么，就把台湾地区的旗子拿下来，挂上我们的国旗。
结果那几个台湾学生不干了，他们找到了我，气势汹汹地围攻我。我大声告诉他们：“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这一点，在这样的场合下，无论如何台湾的旗子不能作为中国的国旗出现，这是国际上公认的道理。你们再怎么说也没有用，除非你在这个旗子写上‘台湾地区’。”“那不行啊！我们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行，美国政府不承认这点。”他们几个不罢休，还去跟国际部交涉。最后结果还不错，台湾地区的旗子到头来也没有挂上去。
这件事不算太大，但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从这里，也能体现出我们的爱国情怀。
那天，我们包了饺子，做了春卷，事先准备了400只饺子、100根春卷。饭店里，2个饺子卖1美元，1根春卷卖1美元；我们则是3个饺子卖1美元，2根春卷卖1美元。我们把饺子过一遍水，捞起来，再用油一炸，黄橙橙的，既好看，又美味，排队购买的人很多。那天有十来个国家在展示食品，我们的摊位是最热闹的。当时，真是供不应求。事先准备好的400个饺子和100根春卷根本不够卖，我们马上开车去买馅儿、面粉，回来现和面，现擀皮，好些人手都擀出泡来了。晚上回去一算账，发现每人都赚了好几十美元呢！
1990年5月，我参加了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召开的海洋国际研讨会。在去巴基斯坦之前，有一段小故事。那时，国家海洋局要我写一篇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我写好后把稿件送到海洋局，我是用英文写的。海洋局外办的同志找我要中文原稿，我真的没有中文原稿，最后不得不把我的英文稿译成中文。
海洋局外办又要求我出国前接受三天外事培训，我不干，我说：“我出国这么多次了，你还怀疑我会叛逃吗？我挺忙的，没有功夫，要培训我就不出去了。”后来他们勉强同意我不用培训，但回国报告中要写上已经接受培训的内容，我说：“那好办！”我出去开了几天会，回来在飞机上就把报告给写完了，报告中除写了会议概况、收获、体会等等之外，还写上“出国之前，我在外事处接受了三天的外事培训”，然后就交差了。他们最后说：“老林办事真痛快！”没办法，只能用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对付官僚主义。
1990年,我在巴基斯坦海洋国际研讨会作演讲报告
引进“大洋一号”海洋调查船
我为国家海洋局办过一件大事——买了一条海洋调查船。这条船原名“安德罗波夫号”，现在叫做“大洋一号”。为了买这条船，我先后访问了四次俄罗斯。
第一次是“相亲”，第二次是商务谈判，第三次是技术调查，第四次是接船，前后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第一次到俄罗斯，我和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走访了俄国北方、南方、远东三个海洋调查船基地，了解他们调查船的现状，寻找供货目标，基本确定了要买远东基地的“安德罗波夫号”调查船。
第二次是商务谈判。最初，他们要价600万美元。我们一听，太贵了，根本不理他们。稍后，他们自动降价到450万，我们同意从这个价格开始谈判。到了俄国远东调查船基地纳霍德卡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可以大幅度砍价的机会：他们原来需要商船，已经动手部分改造了这条船，并把部分调查仪器设备拆走了；后来因为没有经费，商船改造计划搁浅。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到达纳霍德卡。我们抓住他们上不上、下不下的机会，大幅度砍价。我们说：“我们要买的是调查船，而不是商船，你们已经改造了，我们不要；你们把调查仪器设备拆走了，让我们以后用什么设备进行调查？（实际上即使这些仪器设备都没有拆走，我们买回来之后也都得扔掉，因为它们太旧了）；况且这条船已经有十年船龄了，太旧。”他们当时很缺钱，急需出手，更何况卖后所得的钱归基地，不需要交还给国家，他们何乐而不为呢。鉴于这些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我们就使劲压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