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二三十人参加了考试。成绩出来后，所长是第一名，83分，我妻子是第二名，81.5分，我第三名，81分。
第一批学员共12人，我妻子不在其列，因为她工作较忙。培训期为三个月，教材是《英语900句》。《英语900句》共90课，我们3个月总共才学了60课。培训结束后，老师对我的评价还不错，因为我敢说，爱说，进步也比较快。
其中也有一些趣事。李所长也是培训班的学员，他的英语、俄语都还可以，上课时他就坐在我前面。我练习时，动不动就冒出一句俄语来。李老师不懂俄语，听完没有反应，所长就说：“俄语又出来了！”
1980年1月，中科院海洋所购买了一批美国海洋仪器设备，美方派了3个人过来进行培训。当时偌大的一个中科院海洋所，愣是找不到一个懂技术的英语翻译。所长要求我们所派一个懂技术、懂外语的人到他们所负责英语翻译。
接到任务后，所长为难了，他也找不到一个既懂技术、又懂英语的合适人选。中科院海洋所的领导说：“听说你们办了一个口语班，你们班里不都是技术人员吗？你从里面挑一个英语比较好的人给我们当翻译不就得了？”我们所长就想到了我，跟我商量：“老林，要不你去？”我说：“学三个月的口语就去当翻译，开什么玩笑！”“不行啊，没人了，他们就要求像你这样的人。去吧，没事，这些专业知识你都挺清楚，你去吧！”后来李老师也对我说：“这样吧老林，我陪你一起去，给你撑腰，必要的时候我上。”我一听，“行吧。”结果，我跟老李两人就去了。
到青岛后，我们俩就开始当翻译，我们分为两个组，我翻译一部分，李老师翻译一部分。这段时间的口译，可以说是“一炮打响”，翻译效果挺好，使我的信心大大增强。一个月里，我陪他们讲课、实验、旅游，对我提高英语口语帮助很大。
1981年夏天，我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的中美长江口联合调查的项目。我在船上负责投放设备，同时兼翻译。船上有二十多个外国人，有几十个中国人，凡是中方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都当翻译。我对海洋、物理、仪器这方面的知识掌握得还可以，因此翻译这方面的内容时没有太大的难处，可这次是综合海洋调查，有化学、地质、生物等方面的调查与讨论，隔行如隔山，那些专业词汇我不懂，翻译时遇到了困难。船上有不少中方老科学家，能看懂外文，就是听不懂。因此，我在船上发明了一种“三结合”的翻译方法，效果还不错。所谓的“三结合”，就是老外、专家及我三结合进行翻译：老外讲到专业名词时，就写在黑板上，坐在前面的专家一看就明白，把中文意思告诉我，我再“翻译”给大家听。
这之后，我得到了一次到美国进修的机会。在中美长江口联合调查过程中，美方带来了一种用于测量海洋沉积动力学所需参数的三脚架，三脚架上面装着一系列的仪器。上级让我去研究这三脚架的结构、原理、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内容，以便回来后可以仿制。因此，我到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学习了三个月，这是我除了去苏联留学以外，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的出国。
1982年以后，我在海洋技术所几乎成了“专职翻译”，所有外国代表团、来访专家，只要讲英语、俄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我当翻译。由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尚可以，我在专家讲座这样的重大翻译场合很受同事的欢迎，这让我感到自豪，我的外语没有白学。
出国的经历
1982年2月至5月，我在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学习。
我在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这种沉积动力学数据采集系统（简称三脚架）的原理、结构和制造工艺。
这种三脚架在结构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关键技术是根据学科需要，应该选配那些仪器，这些仪器之间如何配合工作，如何采集数据，又如何进行控制等等。由于实物就在他们实验室里，我有机会对它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但由于时间较短，没有机会参与他们的制造过程，这是一个遗憾。
在与我的导师斯登伯格（Prof. Sternberg）教授闲谈时，他还表扬了我们中国工程师的务实精神。原来在联合调查时，三脚架上应该安装三个采水器。但出海后，发现其中一个采水器坏了，采水器上一个直径6毫米的拉杆螺钉上的安装小孔豁开了，不能用。当时斯登伯格教授说：“坏了就扔掉算了，装两个也可以。”我不甘心，想修理它。教授说：“小孔太细了，不好修。”我要求试试。我在船上的车间里把6毫米圆螺钉锉平后，重新钻眼，然后再装在三脚架上。一个月后回收的结果表明，三个采水器中只有我修过的那一个采到水，其余两个都没有动作。教授后来说：“亏得你修了一个，否则我就连一点水样也采不到啦。”他说：“你们中国工程师就是务实，会修理，我们美国人就知道扔东西。”这可能真是中美两国工程师们的差别。
回国后，我根据学习的心得，写了一篇《沉积动力学数据采集系统》的论文，刊登在《海洋技术》 杂志上。
我出国前，国家海洋局任命我为OTA专家组中方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海洋委员会（简称海委会），海委会底下有一个专家组，叫做OTA专家组（作业和技术应用专家组），该专家组的任务是研究全世界海洋气象数据的交流和共享技术。1982年3月初，OTA专家组在华盛顿的Silver Spring（美国国家海洋局所在地）开年会，我当时正在美国，国家海洋局就派我到华盛顿参加这次年会。
1982年，联合国海委会OTA专家组合影（前排右一是我）
开会时，我碰到日本气象厅的一位处长，他问我：“就你一个人参加会议？”“是啊，中国代表团就我一个人。”“这就奇怪了。”“有什么奇怪的？”“我每两年参加一次年会，我看见每次中国代表团都有三个人。”我说：“现在就我一个人。”他说：“我知道，三个人里面，一个是专家，一个是翻译，一个是领导，我很了解你们。你看看苏联代表团，他们就是三个人，你怎么就一个人？”我说：“先生，第一，我是专家；第二，我懂英语，不需要翻译。”他说：“领导呢？没人来监督你吗？”我说：“我自己监督自己，政府、国家信任我，我不需要被监督，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说，一切由我自己负责。”他听后马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看来你们的邓小平对你们是真信任啊！”然后他又说：“林先生，今天晚上有一个鸡尾酒会，请你注意一下苏联代表团的行动，我可以保证他们三个人是形影不离的，跟你们国家以前来开会的代表团一个样。”那天晚上，我真的注意到了，他们三个人果然是形影不离。这件事给我的感触很深。这个日本人只是一个处长，但是他政治嗅觉很灵敏，从中国只派一个人的代表团这件事情中，就能看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
1982年7月份，所里通知我准备参加托福考试。尽管当时我已经48岁了，不是出国培养对象，但所领导怕所里没有人能考得上，就对我说：“老林，我看你还行，要不你去考吧！我对你的英文有信心，考上了你就去，考不上我们就丢脸了，没办法。”所长通知我的时候，离考试大概还有15天。我说：“所长，我没有受过托福考试的培训。”“没事儿，你不是在美国待过3个月吗，你的基础应该还不错，想办法找一些托福的资料先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