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惨遭批斗
我这个人就是不知愁，尽管受尽批斗之苦，有时也苦中作乐，搞一些类似侯宝林被批斗时闹出的小笑话。有一次斗走资派，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排成一队站在边上陪斗，我排第三个。其间，一帮民兵走过来，挨个使劲摁我们的脑袋，“低头！低头！低头！”摁了两三次之后，我就明白了规律，等到民兵摁完第一个、第二个后，我知道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就在他即将按我的时候，我就自己来个90度的大弯腰，做了一个很大的低头动作，他摁我脑袋没摁着，自己却来了一个趔趄，全场“轰”一下大笑。当然，我不敢笑，在咬着舌头忍住笑的同时，心里骂道：“让你出洋相！”
1969年1月份，我从“牛棚”释放出来，回教研室继续接受改造。周围的同志们都生怕被牵连，看见了我也当作不认识，我也尽可能自觉地不跟他们接触。这段时间，我除了肉体上受到折磨外，思想上也很苦闷。为什么后来我要把儿子接到哈尔滨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没有说话的对象，至少有儿子给我做伴。后来，我妻子在“五七干校”干活，她也苦闷，最后把儿子弄到她那里去了，让孩子跟着她在农村住大炕。
实际上，那段时间里，私底下我还是有几个好朋友的。尽管我挨批挨斗，但他们从思想上并不认为我是个坏分子。作为朋友，我们私下会有一些偷偷的接触，但是不敢公开接触。这些朋友到现在还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至今还有联系。他们是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我落难就投井下石，反而在思想上给我一些温暖，其中就包括吴项、张铨，他们暗中跟我聊天，给了我一些安慰，所以我很感谢这些朋友，因为那时候我很孤独。
我被释放出来后，校内已经“复课闹革命”了，但那时候的讲台已经没有我的份了，想想看，能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上讲台吗？我只有到处劳动的份，我什么都干，扫过厕所，烧过锅炉，烧过砖，当过三年车工等等。
在车间劳动时，本来干车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问题，没承想，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一次在车定子内圆时，我拿卡尺测量时走了神，少看了1厘米，把定子内圆车大了，结果我被说成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生产”。
那时，我虽从“牛棚”里被放出来，但还不是个自由人，仍然是个挨批挨斗的对象，随时都会被人拉出去批斗。“珍宝岛事件” 发生之后，又把我拉出去当靶子，批斗了一番。有人对我说：“听着！苏修真打过来，你是跟苏修跑还是跟毛主席跑？”我回答说：“我当然跟毛主席跑！”“看你这个样子就会跟苏修跑！”我心里嘟囔：“你认为我会跟苏修跑，还问我干什么？”当然我嘴上不敢说，只能听着。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安排我下乡插队落户时，我提出要跟妻子一块儿去，结果被批了一通，说我“对抗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说白了，那一段时间我是干什么都不对，政治上的压力很大。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劳改队”里面干苦力。那时候名义上不叫“劳改队”，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烧锅炉时我们叫“锅炉班”，烧砖时叫“烧砖班”。我们穿着最脏的衣服干活，像鬼一样，但是有一个好处，晚上回去能休息，白天也没人批斗我。这样的劳动大概持续了三年左右。那段日子里，我烧了整整一冬的锅炉，每天要进出五六吨煤，劳动强度很大。“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我又参与了烧砖、码窑、地道铺砖、扫厕所等劳动。在干这些事的时候，身体虽累，但对我来说，倒是一种解放，因为我不用再在教研室里整天面对批斗我的人，而且我体力好，干这些活都没什么问题。
在“烧砖班”，我们这群“牛鬼蛇神”臭知识分子的能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们这些人都是搞工科的，有学电的，有学机械的。烧砖劳动时，我们想自制一台“制坯机”，用机器脱坯，而不用人工脱坯。我们几个人跑到哈工大的废品堆里找电机、金属棒、齿轮，没有合适的棒我们就将两根粗铁棒焊在一起做成一根长轴，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台用电机驱动、变速箱传动的搅拌机。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很好地克服了砖土的黏度、推力的大小等技术难点，完全实现了脱坯自动化。这都是我们自己劳动创造的，应该说，“臭老九”还是能发挥点作用的。虽然这段时间的劳动强度很大，但我们心里都挺高兴，因为只干活，而不受批斗了。干活时，我们有说有笑，抛却了心灵上的一些负担。
“文革”时期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插曲吧。我妻子当时不在身边，我一个人承受了，我没告诉她我挨批斗、遭受皮肉之苦的经历，担心她知道后难受。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小心在她面前提及一些挨批斗的实情，妻子知道后，哭得死去活来。妻子问我：“那时候你被批斗成那个样子，怎么没想到去自杀？亏得我不在你身边，要不你不跳楼我都得跳楼！”我说：“老婆，第一，我不认为我自己那么坏；第二，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为什么自杀？我自杀了你们怎么办？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会自由的。”这不是说空话，我真的相信我会自由的。“文革”这些年，她也默默承受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上级要求她必须要跟我划清界线时，她没有离弃我。
“文革”中惨遭批斗
1978年11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专门派九系总支书章丽华同志到海洋技术所给我落实政策，她带来了1978年9月6日哈工大六系总支委员会《关于林恢勇同志的平反决定》和一大堆我的档案，材料中有关1960年政治学习、“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的所有“揭发”、“坦白交代”的材料和结论，为我过去十几年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彻底平反。至此，我在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章书记问我对那个时候的一些不公平待遇以及对某些人的一些暴行有什么想法，我只说了一句话：“这些人也都是受蒙蔽的，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恩怨不恩怨的问题。”那时候，批斗我、动手打我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低年级的学生，我没有教过他们，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感情。
关于林恢勇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这段经历，我现在回忆起来，虽然个人受到了一些皮肉之苦，但只能说是事出有因，这个“因”还是由我自己引起的。对那些当时揭发过我的朋友，我谅解，他们当时肯定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对那些批过我、打过我的人，我也抱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也是受蒙蔽的。只要大家都能互相宽容与谅解，一切恩怨都会迎刃而解。
夫妻分居12年
12年间，我在哈尔滨，妻子在北京，我们分居了12年。妻子到哈尔滨探亲过两三次，其余大多数都是我到她那里去，在我接受劳动改造期间，我是不被允许探亲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里，与配偶两地分居的教师很多，我们管这些人叫做“假光棍”，因为不是真的光棍，但是过着同光棍一样的生活。这类人光我们系就有一二十个。当时，我们形成了一条苦中作乐的惯例，哪一个人与配偶调到一起了，那人就要出10块钱买东西请客，大家一块儿做一两个菜，买几瓶啤酒，一方面是庆祝夫妻团圆，一方面是发泄自己的苦闷。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十一二点。前前后后，好几对夫妻团圆时，我们都参照了这一惯例，等到我与妻子结束12年分居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