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研室主任竺培勲，说实在的，讲课的水平从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方面看，不是教研室里面最好的，但是他知识非常渊博，答疑的时候问不倒他。且不说电机方面的知识，有的时候学生进来找物理老师答疑，物理老师不在，竺主任就问：“什么事呀？”学生说：“我找物理老师。”他就说：“有问题你问我吧。”学生问他物理问题，他都能回答。所以，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知识非常丰富。在答疑方面，我觉得跟这位老师相比，自己的差距很大。毕竟是年轻教师，功底不深，问我课堂上讲的知识我不怕，因为我都准备了；要问课堂外面的问题，再深入一点的话，我就招架不住了。
不过我有一点好处，招架不住就坦率承认。不像有些比较虚荣的年轻教师，就在那儿兜圈子，回答不了实际问题。我要是不懂，就说：“我还真没考虑过，回头请教老教授后再给你回答。”
除了在答疑上有时觉得力不从心外，我在讲课、带实验课、习题课，指导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中，总体来讲没有出过多少差错。在讲课方面，我虽平常说话很不注意，常冒脏话，但是在上课时，我一个脏字都没露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就是一种自控能力吧。因为当教师嘛，总要有教师的师道尊严。
当时学校提倡年轻教师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不是很合适，但那时候学校对这些我们年轻教师就有这种要求。我按要求搬到学生宿舍跟学生住在一起，一起去食堂吃饭。在这以前，我已经学会抽烟，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愣是一支烟都没有抽。因为我对自己有个要求，既然是“三同”，就要给学生做个好榜样，不应该在学生面前抽烟。等我一年以后回到教研室工作时，有的学生看见我在抽烟，就问：“林老师，您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我说：“我早就会抽了，只是在你们面前装好人而已！”
作为一个教师，我尽可能备好课，干好自己应该干的工作，这点我觉得自己是做到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我曾经被教研室安排做在职研究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研。可惜，不久就爆发了“文革”，这件事就吹了。
到“文革”爆发之前，我实际上只教了6年书，指导过6批毕业设计，有些早期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尽管一些早期的学生有的比我岁数还大（调干生），但他们对我一直很尊重，每念及此，虽说不是桃李满天下，但也聊以自慰了。
1962年，哈工大电机教研室全体教师合影（前排左二为教研室主任竺培勳老师，后排左二是我）
那时候有本杂志叫《电工文摘》，文章大多出自苏联及美国的一些电工杂志。我们教研室承担了《电工文摘》的选材和翻译工作，需将原文翻译成中文后印刷出版。当时我们的教学组组长是汤老师，我没到之前他负责这件事，我到教研室之后，他就说：“小林，你来做这件事吧。”我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了。
教师工作与业余生活
做这件事，有几方面的好处：其一，《电工杂志》里面多是一些电工方面的文章，看后自己能补充一些知识；第二，翻译文章有稿费，能挣一些零用钱，况且，我从中还能学到许多翻译的技巧。我搞了几年的《电工文摘》摘译工作，如果现在翻看20世纪60年代初的《电工文摘》的话，还能翻出不少我翻译的文章。该杂志为月刊，我每个月总会翻译一两篇，挣点小钱，补贴生活费。
汤老师对这件事十分认真负责，他审稿时不但检查翻译的准确性，还要检查文句是否通顺，用词是否得当，真正做到信、达、雅，这对我今后的翻译、写作起到了示范作用，我非常感谢他。
我在哈尔滨期间，是咱们国家最困难的那几年。那时候，我们吃不到鱼，吃不到肉，基本上没有油水，每月只是27斤粮食。为解决吃饭问题，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一样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豆渣，确切地说是豆饼渣。
豆子榨完油以后制成豆饼，豆饼可以做酱油，做完酱油以后，豆饼就变成咖啡色的碎渣，这些渣便是豆饼渣。即使是这样劣质的食品，还得有后门才能买得到。我记得很清楚，一斤豆饼渣3毛5分钱，这相对于那时的工资来说，已经不低了。好不容易买着了，炒好后，发现这东西很难下咽，因为里面有一些很硬的颗粒，大小如小麦。我们只好将豆饼渣再加工一遍，磨成粉，类似于油茶面，然后用开水冲着吃。豆饼渣确实能填饱肚子，但是没有办法吸收，经过前几道工序，营养早已被榨干了。
困难时期，食堂供应的玉米糊喝完以后，碗底会有一层黑中泛黄的东西。因为煮玉米糊的时候放进白菜帮子，白菜没怎么洗过，都是泥。这一层东西喝还是不喝？这是需要思想斗争的。后来我们几个同事开玩笑说：“咱不是近视眼吗？最好的方法就是摘掉眼镜，稀里糊涂把粥喝进去，也能填饱肚子。”
我们当时跟学生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冬天里的某一天，我穿了一件从苏联带回来的呢子大衣去打饭，打完饭回过头来，不小心撞到了后面的一个学生。尽管他知道我是教师，但他还是一下揪住我的衣领，“赔我这碗粥！”我一看，他的碗是空的，就撕了一两粮票给他，让他拿去重新买一碗。我端着我自己的那碗粥，往餐桌边一坐，把大衣脱下，一看，大衣从上到下全都是玉米糊。
我讲这件小事，是想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吃是如何的重视，什么师生关系、什么把大衣弄得一塌糊都可以不顾。这也难怪，那会儿粮食非常紧张，许多人都因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身体浮肿的情况。
食堂为改善大家的生活，让我们吃得饱一些，发明了“双蒸窝窝头”。即将窝窝头蒸上两次，第一次蒸好后个头不够大，双蒸之后，体积就庞大起来。实际上，双蒸之后，窝头变得特别软，个头儿虽然大了，但其实还是那么点东西。眼睛看起来是二两，实际只有一两，经看不经吃。
好在我有个贤妻，她当时在国防科委，是军人，每月有35斤的定量，对于一名女同志来说，35斤还是有剩余的，所以她隔三差五都会给我寄几斤全国粮票。我可以借此买一些饼干之类的东西充饥。那几年，多亏了妻子对我的援助，才不至于饿坏了。
参加社教运动
1965年8月至1966年1月，我在黑龙江省依安县宝泉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我们的任务就是所谓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我作为教师，是在正式四清工作队员的领导下工作的，工作内容无非就是访贫问苦、收集四不清干部材料、批斗四不清干部等等。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如何参加劳动，接受教育。
刚下乡时，正赶上麦收。黑龙江8月天亮得早、黑得晚，我们早上3点多钟起床、下地、割麦子，一直干到晚上7点来钟才收工，晚上还得开会，整理材料。这样一来，一个晚上睡不到四五个钟头。 好在我们睡在老百姓的火炕上，一天的疲劳，经火炕一烙，第二天早上就完全恢复了。这让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火炕的好处。
到了1966年1月份，老百姓都“猫冬“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得劳动——刨粪。室外温度零下41摄氏度，用镐头刨粪，一镐下去就是一个白点，还把虎口震得生疼。我们干不到半个钟头，就得回屋里暖和暖和。就这样，我们连续干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