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心直口快，常常惹来麻烦，妻子就常对我说：“你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其他人也常这样劝我，例如我从“牛棚”出来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老林，你的问题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你后半辈子还长着呢，你可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啊。”这是好朋友的肺腑之言，我听后心存感激，觉得自己已经吸取经验了。可到后来，我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还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探亲小记
政治学习结束之后就分配工作了，大家各奔东西。到工作单位报到之前，我跟妻子回了趟各自的老家。
1960年9月，我们先到上海去看望了妻子的父母，他们待我很好。到上海后，我们逛了逛黄浦江外滩及一些公园。那时候，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举一个例子，我拿着相机在黄浦江边玩，找来一个年轻人，让他给我和妻子照张合影，这个年轻人就像拿着绕红的火球一样，拿着照相机不知所措，说：“我不会照。”我说：“没事，我取好景了，你就对着我们一按就完了。”他还是摇头说：“不行。”这说明当时的生活水平是相当低的，当时人们对照相机简直是顶礼膜拜，觉得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到了潮州之后，我领着妻子去见我父母。妻子不会讲潮州话，也听不懂，只会说“我听不懂”这一句。别人跟她说话，她总是用“听不懂”这一句潮州话来回答。有一次吃完饭后，未过门儿媳要表示殷勤，就拿着饭碗到井台旁边去洗刷。她蹲在井台旁边洗碗，母亲怕弄脏她的浅色裙子，就说：“撂这吧，我来洗。”妻子说：“好。”说完后，她还是接着洗。母亲问我：“怎么回事呢？她说好，怎么还在那里洗？”我对母亲说：“你以为她听懂了？其实她根本就听不懂。”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比较封闭，我跟妻子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时，路人就像看耍猴一样看着我们，路边门口正在刺绣的大姑娘、小媳妇撂下手中的活，探着脑袋看“西洋景”，满脸吃惊的神情。我们刚从国外回来，思想上、行为举止上与国内的人比起来有些不同，我想：男女朋友嘛，虽然还不是夫妻，走路手拉手是没有问题的。但行人就像看西洋景似的看着我们。我有时看到他们的表情后自己都觉得好笑。
初到哈工大
探亲后，1960年9月末10月初，我就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上班了，妻子则是去了国防科委情报所。
我报到后，教研室开会。教研室主任竺培勲老师宣布说；“今天我们多了一位新同志，林恢勇同志来参加我们的教研工作，大家欢迎！（大家鼓掌）好，下面咱们开会，讨论‘定量问题’。”
所谓“定量问题”，就是每个月吃多少斤粮食。我坐在下面听着，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回国参加政治学习时，饭还是能随意吃的，没有定量的概念。开会讨论定量问题，我愣是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些什么。我心中满是疑惑：什么是定量？我在下面偷偷地问身边的同事，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在我报到之前他们已经开过一次会，当时定量的标准是每人每月30斤粮食，报上去之后上面没批，说太高了，要求第二次重新考虑定量。需要多少斤粮食我没有概念，因此不敢发言，只有听着。有个男同事说27斤，另一位男同事也说27斤，女同事则都说24斤，我想大概事先都已经通报了这个标准，所以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也说话了：“大家都27斤，那我也27斤吧。”
第一次教研室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我虽然说27斤，但是我心里不知道27斤是什么概念，够不够吃。
会后，教研室主任跟我讲：“你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我们将重点培养你，我们也信任你。明年春天要新开一门课，我准备让你去教。新来的教师第二年就讲课，这是个比较特殊的待遇，希望你好好准备。”一般来讲，刚毕业的大学生是很少有机会马上上讲台讲课的，见主任那么器重我，我挺高兴的，立即去借了一些书，准备教案。新开的那门课叫航空电机学，电机学是其中的基础课程，电机设计、电机工艺、电机结构则都是专业课。航空电机学既有电机学的基础原理，又包含一些简单的设计、工艺、结构内容，是一门新课。
1961年初，教研室安排我上台试讲。我事先准备得比较充分，便不带讲稿，很有把握地滔滔不绝讲了45分钟。下讲台后，教研室主任说：“小林讲完了，大家说说看他讲课怎么样。”主任讲完之后，教研室里沉默片刻之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笑声，把我笑得莫名其妙。我问：“怎么了？”我所在组的教学组长汤蕴璆老师说：“小林不愧是从苏联毕业的，这套教学方法和做派跟苏联专家完全一样。”因为我们这些老教师过去都在研究班受过苏联专家的培训，他们都知道苏联专家是怎么讲课的。他这一说，把我说蒙了。我心想：我怎么了？我按苏联教授的风格讲学有什么错？我就说：“怎么了？哪个地方不对，请你们指出，别笑话我。”
这些老教师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中国的老师应该怎么上课，他们给了我几个方面的建议：“第一，要带讲稿，不管你准备得怎么好，讲稿你一眼都不看也行，但是必须带着讲稿上课，表示你谦虚；第二，板书必须写，今天讲第几大节、第几小节，必须写清楚；第三，讲电机学就必须画图。”最后，老教师说：“其他方面你讲得还可以，建议你在真正讲课之前，听我们几次课，看看我们怎么讲。”这堂试讲给我的教育非常大，从那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听他们讲课，学习该怎样讲课。
教师工作与业余生活
1961年春，我开始讲授航空电机学，效果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我是教专业基础课的，负责三年级以上学生的课程。作为助教，我还要带学生的实验课、习题课等。每次带实验课之前，我都必须自己亲自去做一次实验，练练手。实验课最怕的是什么呢？实验课总共才两个小时，最怕出了问题却找不到问题所在，从而耽误学生的实验时间。为避免这类情况发生，我必须自己先去做一遍。有一次，一位助教在指导学生做实验时，怎么都通不了电，急得满头大汗，最后才发现接线板后边的螺丝松了，接触不良。这种情况我尽量避免，所以我在课前尽量多做一些准备。在上习题课之前，每道习题我都要自己做一遍，掌握它的正确解法和答案。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努力的。
此外，我还要带学生去生产实习。学生在三四年级学专业课的时候，要到工厂进行生产实习、认知实习，我就负责组织学生去。到五年级时，学生又要进行毕业实习，我也需从中进行指导。最后一个环节是带学生做毕业设计，对一个助教来讲，这是比较高的要求。
有一个环节，我到现在为止都不怕给自己揭丑，那就是答疑。讲完课之后，到了晚上，我必须到答疑室，等待学生来问问题。我在答疑的时候，如果过来一个成绩不大好的学生，我一看就放心了，因为这个学生不会问太多深奥的问题，也就是拿我讲过的知识来问我。这些内容我回答起来没有困难，心里很踏实。如果进来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暗自嘀咕：“今天不知道又考我什么问题？”果然，坐下之后，这位学生除了问课堂上讲的问题外，还问一些更深的问题，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考虑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答疑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教师水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