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家出来学习后，七年没有回老家，但这并未隔断我和家人的联系。我经常和父亲通信，他的来信除简单介绍家人近况外，大多数都是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出力。对于我临回国前他受到审查一事，他只字未提，估计是怕我受到不利的影响。当我回到家之后，我才得知这个消息。对于我父亲的这片苦心，我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说实在的，如果我事先得知这个消息，我在回国政治学习中，又不知要冒出哪些更加不利于我的“恶毒语言”了。
我这五年的留学生活没有白费，我学了很多东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尽管受到过一些不太公平的待遇，但都过去了，我从来就没有改变我的初衷，这段留学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苏联待了5年，我的体会是，苏联的轻工业确实不怎么样。去苏联时，中国的女学生带去了一些毛衣，好多苏联女孩子都追着她们，要跟她们换毛衣，因为苏联的毛衣很硬，即使里面穿着衬衫也扎肉。苏联百货大楼卖中国毛衣的时候，队伍从三楼一直排到一楼，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中国产的毛衣确实很漂亮，也很柔软。苏联重工业很发达，但是轻工业是很糟糕的，农业也不太好。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好多苏联人拿着大麻袋到中国来买西红柿，然后再坐飞机回去，因为这边便宜，那边西红柿很贵。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过俄罗斯四次，是为国家海洋局购买调查船而去的。那几次，我真正体会到了当地农产品的匮缺，一把小葱要卖好多钱。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在海参崴 待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时间内，我基本上没有见到过绿色的食物，只有土豆、面条、黄油等。那段时间，我们住在船上，有时候，我会借船摆渡到岸上去买点价格昂贵的青菜。回国之后，我们几个人在哈尔滨餐厅里面点了6个菜，一片肉都没有，全是青菜，吃了个精光。1994年7月，我带了5位苏联船员保驾护航，驾驶购买的调查船到广州。我带他们去逛百货商场，他们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眼睛都瞪得像牛眼一样的大。中国过去有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是我们年轻时那一年代的话。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就说：“中国的今天就是俄罗斯的明天。”这说明中国在这些年发展还是很快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参加政治学习
去苏联的时候，火车大概走了7天7夜，回国时，我们走了11天11夜，中间在贝加尔湖附近的赤塔（州名，属俄罗斯）下车洗了个澡。当年同时出国的这一千多人，回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起回来的。因为在我们回国之前，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所以毕业的、还没有毕业的留学生统统回国接受教育。毕业生回国接受完政治学习后就分配工作；没有毕业的学生政治学习之后还要再回去学习，但也有一些人没再回去，因为当时有一些敏感专业，苏联不接受中国留学生再去学习了，所以这些人提前毕业了，当然，这是少数的。
回国之前，我脑子里一点也没有想到将来命运会如何坎坷，对未来充满憧憬，只想留学回来好好干一番事业。整个回国途中虽然很艰苦，天气也热，火车里面也比较拥挤，但是我们都很高兴。不想，回来之后，猛地被敲了一锤子。
回国之后，大家集中在北京外语学院，在那里进行封闭式的政治教育。所谓“封闭式”，就是不许跟外界接触，门口有警卫看守。主持工作的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他在人民大会堂作了报告，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这些年来的进步、政治面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然后由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负责人蒋南翔主持政治学习，他说：“你们这些人在国外待了5年，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现在给你们提供机会，到北京周边去参观学习，好好认识国内的形势，以便马上参加工作，放下包袱，跟上形势。”这是政治学习的方法和目的，手段是什么呢？“通过参观之后，请大家结合目前中国的情况谈谈认识，把过去在国外的一些糊涂观点亮出来，经过讨论，得出正确认识，以便改正过去一些糊涂的观念，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此外，他还向我们介绍了这次政治学习的政策，即“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记档案。
参观回来之后，我有些困惑，因为国内的情况跟我以前在苏联时听说的相差太多了。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敢暴露思想。但当我想起“三不主义”，便毫无忌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后来党支部还在大会上“抓活典型”，表扬我说“林恢勇敢于暴露思想，是好的典型”，使劲鼓励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引蛇出洞”，我这条“蛇”就这样被引出来了。
我所暴露的思想中，一是批评大跃进中大炼钢铁。那次我到宣武炼钢厂去参观，看到许多人抬着乱七八糟的矿石，放进所谓的高炉，那高炉用砖砌的，也不高。因为我参观过苏联的钢厂，两者对比之下，我对这样“大炼钢铁”产生了怀疑。
我还谈到一件事。从苏联回来时，经过满洲里火车站，满洲里火车站入门处有个高大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墙上挂着一幅三四米高的大油画。在满洲里火车站那么小的地方，至少有三四尊毛主席像。我就说：“这么大点儿地方就有那么多毛主席像，以前不是说国内没有个人崇拜吗？”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
此外，我还说：“农村组织人民公社，说对生产有好处还说得过去，城市组织人民公社干什么？没必要。”结合留学期间留学生党支部在苏联的一些活动情况，我又放炮：“不听党支部书记的话，是不是就是反党？”
以上种种看法，我都用小字报的形式写了出来，贴在墙上。为什么要用小字报这种形式呢？因为这是内部思想沟通的一种形式，不是给外人看的。
两个多月的政治学习中，我受到严厉的批判，四周都是很浓的火药味。我当时想：难道这就叫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对于“不记档案”这一条，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不是落实了，还痴心奢望领导发善心，真的不记入档案。“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去查我的档案，然后给我定下了“漏网右派”的罪名，因为我当时写的小字报及党组织的结论都已存入档案了。我被打成“漏网右派”时并不知道档案里面有这些东西，一直到1978年平反的时候，组织上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包括北京政治学习的材料、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所谓反省材料、认罪材料，及党组织的一些结论性材料统统交还给我，我才看到。档案里有句话：“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不得重用。”
1960年的这次政治学习给我留下了一段惨痛的经历，这段时间里，虽然没有肉体上的惩罚，但思想上的批判和斗争不比肉体上的伤害轻。这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样，“文革”是“不但要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的。
那时候，我与妻子的关系已经明确了。她也参加了批判会，会上，她也不得不发言，她并没有批判我，只是淡淡地说：“既然有这么多错误，以后认真改正。” 虽然她没有明着帮我说话，但是暗地里是支持我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有人找到我妻子，让她与我划清界线，但她还是坚持要和我在一起。
那时，我没法跟别人沟通，也不敢跟别人沟通，我连与妻子都不敢说话，如果说话，一定有人盯梢，他人知道后，她难免也会受牵连。那时候，我该写检讨时就写检讨，该接受批判时就接受批判，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只是巴不得快点结束，可以早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