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联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很普遍。苏联的大学生有助学金，但如果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反之，学习优秀的人，若是成绩优异，助学金会提高20%。这样一来，许多学生都作弊。当我问到那些学习比较差的苏联同学为什么要作弊时，他们说：“为了保住我的助学金。”当我问到学习较好的苏联同学时，他们就说：“我带小抄，但在考试时不见得拿出来用，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如果碰到一个我不知道或者是记不住的公式，我就拿出来用一用，因为要保证那20%的奖励。”当了解到我们的生活费不受学习成绩影响时，他们就“明白”了，说：“原来你们不作弊是因为考好考坏助学金都有保障。”我说：“不对，我们是为祖国学习的，考好考坏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祖国派我们出来学习，我们就得学好。”这可不是一句公式化的回答，我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第一学期考试，在准备的时候，有个苏联学生坐在我旁边，他凑过来问我问题，我不回答，就往旁边挪，他又靠近了一些，我又往边上挪，最后，我都快要挪出桌沿了，我说：“你别再问了。”
考完试，他一出教室门就说：“你真不够朋友，我有问题问你，你也不帮我的忙！”我跟他说：“哥们儿，考试之前你有问题问我，我绝对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考试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讨论；考试期间没有这一条，中国人不作弊。”听我说“中国人不作弊”后，他不相信，只是悻悻地说：“小子，这是你第一次考试，你刚来，别一本正经，我不信你在这五年里能不作弊！”
就是这位同学，在我毕业即将离开基辅的时候，他因为有事来晚了，跑得急急忙忙的，满头大汗，在车站站台上跟我拥抱告别。临上车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告别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句话，这五年我算服你们了，你们中国人是正直的！”他的这句话使我很感动，的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们确实用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正直的。
我的毕业设计是30万千瓦氢内冷气轮发电机设计。在20世纪60年代初，30万千瓦的发电机是世界上顶尖的产品，当时我选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它是世界上顶尖的东西，我选题的出发点是将来回国后能用得上。在哈尔科夫重型电机厂实习时，我详细了解了该发电机的原理、结构、工艺等，回到学校后便着手进行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大约有2厘米厚，用工整的字体写成（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打字），我的设计图纸是5张A0图纸连在一起的总装图（1︰10）和大大小小的一套分装图。我答辩时，图纸在黑板上打开，相当壮观，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
由于我流利、正确地回答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问题，老师们当场给了我“优秀”的评分。答辩后，这份毕业设计被教研室留下来当样板存档。回国时，我将毕业设计的草图及计算草稿带了回来，现在还保留着。我跟儿子讲：“看，这是老爹当年的毕业设计。”有些年轻人看完之后说：“老林，这你手写的吗？怎么写得这么工整？”不客气地说，那会儿我写得确实挺漂亮的。
毕业典礼上，我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优秀毕业证书（咖啡色封面）和奖品（一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基辅工学院优秀毕业证书
回眸五年留学生涯
在苏联的五年里，总体说来，我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我也申请过入党，但由于我思想上比较“右倾”，加上临毕业时受到所谓“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批判，我的入党问题到头来没有得到解决。
我的所谓“右倾”，是因为当时我们团小组有一位同学和苏联姑娘谈恋爱，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团支部对他进行了批评，还要处分他。我当时是团小组长，我主张批评和劝说，不主张处分，因此被扣上“温情主义”、“右倾”的帽子。
说实在的，当时的政治气氛比较紧张，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虽然在留学生中不抓右派分子，但还是将一位有“严重右倾言论”的同学遣送回国了；有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小品文，说是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有个皇帝（好像是乾隆）路过地里，口渴了，向农民要了一根黄瓜，吃了半截，觉得好吃，就封了这个农民一个官职。文中有这么两句话：“十年寒窗苦，不如半截瓜。”结果挨了批判，批判他“对知识分子政策严重不满”。有的领导斗争性很强，谁与他意见不合，谁就是反党，即使是“亲密的”副手，照打击不误。
尽管我对当时有些过左的做法不甚满意，但我那时的思想还很单纯，充分相信党、相信政府。首先，我心悦诚服地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那时，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国内一个部长的待遇，国家对我们寄以厚望，我们能不好好学习？！这不是官样文章，是我的实实在在的想法。记得“文化大革命”我挨批斗时，红卫兵问我：“是谁派你去留学的？”我回答说是毛主席，对方说：“毛主席才不会派你这样的人呢，你是刘少奇派的。”我心里想，谁派的还不都是党和政府派的，但我不敢吭声，只能用沉默对付。
其次，我当时很相信政府，具体表现在相信党报上。记得当时《人民日报》上曾经刊载过一幅照片，照片上一个小孩子坐在未收割的麦子上而麦子不倒。苏联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是假照片。我想，照片还能假？党报还能说假话？为此还和苏联人吵了一架；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出台后，我的一位室友要把我们房间里挂的画像（列宁和斯大林在一起的画像）取下来，因为他的父亲是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牺牲的，他恨斯大林。我不干，因为根据当时党报的宣传，斯大林并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么坏，为此，我和这位同学大吵了一通，以至于他负气搬走了。总之，我当时充分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党报。尽管有些事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这也不能否认当时作为留学生的我的真实感情。
留学期间，有一些老师和同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教研室主任波斯尼科夫教授是个忠厚、仁慈的长者，治学严谨，讲课深入浅出，使我受益匪浅；他对我们留学生关怀备至，从听课、实习、试验、设计都做了切实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完成学业。材料力学教师乌曼斯基教授是个很出色的教师，他讲课很有条理，把枯燥无味的材料力学讲活了；他备课认真，在他教我们两个学期的课程中，他从来不带讲稿，须知材料力学课程中有一大堆材料特性的数据，他都倒背如流，真了不得。唯一的一次他带了一张巴掌大的纸片，说这是刚研究出来的新材料，他还来不及记住其特性。就是这样，丝毫也不影响我对他的钦佩。指导我毕业设计的是李森科副教授，他虽然年轻，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平易近人，和我的关系很密切。设计过程中，他给我很多具体指导，给予我很多鼓励，并给予我的设计很高的评价。
1960年大学毕业，与电机教研室老师合影（前排右3为教研室主任波斯特尼科夫教授，中排左3是我）
和我“一帮一、一对红”的那位同学叫梅列斯克（《最初的留学生活中》照片中后排左一），他是我的终生好友。入学之初，就是他给我提供他的笔记本，让我核对笔记；五年之中，我们也经常交流学习心得。他毕业后在变压器厂工作，后来是该厂的总工程师，他们与沈阳变压器厂有业务联系，他到中国来过几次。几经周折，他总算找到我，我们在北京见过面，请他吃了一顿饭，照了几张相，几十年不见了，外貌都发生不少变化，但语言、动作、爱好丝毫未变，还是那个“一帮一、一对红“时期的老样子，重温旧情，让我们都很高兴。如果我有机会重回乌克兰，我的第一个拜访对象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