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不是在说相声，是发生在我们同学中的真真实实的故事。
学习语言确实有困难，有一个过渡期。我的体会是：脸皮厚，不怕出错，多练，多交流，就能熟能生巧。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讲，一年级还是比较困难的，表现在听课和记笔记上，另外，还表现在政治课的课堂讨论上。那时的课堂讨论都是由老师点名，让学生发表看法，谁也不知道今天要点到谁，因此每堂课都得做好充分准备。大一时，我每堂课都得针对某个问题写好详细的提纲；到二年级时，上课前我只准备三五行简单提纲就够了；到三年级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事先准备，我已经能够即兴发挥，课上若逮着我，我就起来讲，逮不着就算了。三年级以后，无论是听课、平常交流，甚至吵架，都能应用自如了。毕业的时候，我的俄语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惜现在五十多年不用了，早就生疏了。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那个时候，我们学习都很努力，但在努力学习之余，也有过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我有时跟儿子说：“儿子，你们的大学生活没有我们丰富多彩。我们很努力学习，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们的业余生活比你们丰富，信不信？”当然，因为我比较活跃，这话可能只对我合适，对其他人不见得合适。
我在留学期间是舞蹈队的队员，同时还是民乐队的队员。
留学生管理处为各学校配备了一些民族服装，我们舞蹈队先后演过红绸舞、新疆舞、西藏舞、蒙古舞、鞑靼舞。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在国内跳苏联舞唬中国人，在苏联跳中国舞唬苏联人。”虽然我们的舞技不高，但也自娱自乐，调剂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们民乐队由基辅建工学院和我校的十几位同学组成，配备有简单的民族乐器（扬琴、二胡、笛子、锣鼓等），平时练些广东音乐之类的民族音乐，必要时参加一些演出，既活跃课余生活，又起宣传新中国形象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小乐队（后排右三是我）
我跟妻子性格迥异，她不活跃，我们两个大概是“阴阳相补”吧。我特别爱跳舞，我的快三步在中国人里面算是跳得好的，苏联姑娘跳快三步也不错，所以我跳舞的时候很少跟妻子及别的中国姑娘跳，因为她们跟不上我的步伐，苏联姑娘跟得上。对于我的这一行为，妻子也不吃醋，因为知道自己跳得不如人家好。
苏联留学期间，每个星期六晚上，学生会都会组织中国留学生跟苏联中学生联欢，目的是向苏联学生介绍中国的新面貌。每个星期六必定会派一两个同学去参加这类晚会，一般都是选派语言水平比较高、比较活跃的人去。但是大家学习都非常忙，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任务”，每个系轮流摊派。我因为语言上还可以，人也活跃，实在派不出人时，我就去顶数。我不需要做太多准备，能够应付自如，所以我参加这类活动的次数比较多。
课余时间我们还打球，游泳，就是不打扑克，因为在苏联，他们认为打扑克就是赌博，为了避嫌，我们都不打扑克，哪怕是升级、赶猪、桥牌都不玩。
我们在苏联的生活费是500卢布，吃饭大概要用掉300卢布，有时我们会出去看场电影，剩下的钱就用来买书。我回国时带回两大木箱书，很遗憾，现在这些书都过时了，我也不干这个行业了，所以那些书都变成古董了。
当时，国家对留学生有一个要求，国家发的生活费，可以用于吃饭、买书或娱乐，就是不许买高档商品。我到苏联之后，第一年买了一块苏联手表，因为那是必须的，之后我还买了个相机，别的都没买。
对于比我们早一年毕业的学生，国家要求他们回国时将所购买的相机、缝纫机等物品上交，转发给需要的单位或农村。到我这一届没有这个要求了，所以相机我一直保留着，至今还在。留学期间，妻子既没买相机，也没买缝纫机，省了800卢布，上交党费。那时候她的思想很单纯，800卢布本来可以买一个好的相机，用来买缝纫机也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她没买，最终把钱上交了。
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当时，中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政治代表团、体育代表团和文艺代表团，总团长是胡耀邦。在政治代表团中，真正从国内去的只有几十人，其余都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为国家省点钱，另一方面是留学生懂俄语或其他外语，政治上也可靠。当时，留学生管理处要求各个学校选派一些代表以政治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联欢节。这些代表首先必须政治可靠，另外就是语言过关，比较活跃，善于交际。推选方式是采用无记名投票，结果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我校一共有108位留学生，被推荐的人很多，黑板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好多同学只得了1票，可能那1票还是自己投的，因为大家都很想去。那时候我在学生会负责文体工作，比较活跃，所以得票率不低，最后被选上，跟其他几位同学成为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联欢节。
1957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右二是我）
联欢节总共开了15天，其间，我跟世界各国的青年代表都有过一些接触。有时他们请我们过去开联欢会，有时我们请他们过来开联欢会，内容无外乎就是交谈，表演文艺节目，联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请他们过来联欢时，教他们跳秧歌，别看跳秧歌就那么几个步子，可把老外给难住了，他们踩不到点，扭来扭去，出了不少洋相。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有一次，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代表请我们去联欢，教我们跳“土风舞”，那是一种类似于迪斯科的东西。我因为学得太像，还受到小小的批评。因为那种类似扭屁股的动作，在当时“正统人”观念里面是一种不雅的表现，所以当时我们领导提醒我说：“学他们不要紧，不要学得那么像啊！”领导的意思是那样的动作太出格了。我不以为然，顶撞他说：“入乡随俗嘛，去跟人家联欢，就得跟人家学。青年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怕什么？”
青年联欢节期间还有个插曲。有一次，我们带了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当我们参观克里姆林宫里的炮王和钟王时，突然来了一辆小汽车，从车中下来一个人问我：“这是中国代表团吗？”我说：“是。”我没注意问我话的人是谁，人群中有个苏联妇女突然喊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好！”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赫鲁晓夫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原来真是他。
我跟赫鲁晓夫握了手，他的手真胖，也挺有力气的，因为他是矿工出身。这时，旁边有人问他：“可不可以跟您照张像啊？”他也挺热情的，说：“行！”然后大家就围在一起用各自的相机照了相。等回到住处后，我看了看别人的相机，发现里面有我，我就向那人要了张照片。和赫鲁晓夫合影，我当时觉得很骄傲，很光荣，不承想就是这张照片，给我埋下了祸根。
回国后，我跟一些朋友炫耀这段经历，并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到1963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我怕政治影响不好，就悄悄把这张照片给销毁了。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检举说林某人有一张与赫秃子合影的照片，准备反攻倒算等等。我被批斗时，他们勒令我交出这张照片。我告诉他们这张照片已经销毁了，他们不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上，还是没找着，但反正就是我的罪证之一，被写入我的档案材料里。现在，我还为失去这张照片而感到很遗憾，假如有谁看到我的这一小段文章，并留有当年在现场拍摄的有我及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我非得重金买回来不可。不管我们对赫鲁晓夫怎么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这么平易近人，应该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