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工回学校路上，我们一个一个泥猴似的，去的时候一路欢歌笑语，回的时候一个个像死猪一样，累死了！我们挤坐在敞篷汽车里，不管刮风下雨，都死死地睡着了。
回到宿舍，第一件事情是洗澡，第二件事是吃饭，第三件，睡觉！
抗洪时期，没什么青菜吃，饭倒是管饱。那时政府派空军空投黄豆，厨房将黄豆用盐水煮熟，就算是我们的好菜了。那时候，生活很艰苦，但我们干劲十足，连续干了两个多月。
从武昌到北京
后来，到苏联留学的事情确定下来后，我就上北京，这已经是1954年8月底了，洪水还未退去。
讲到留苏这件事，我到现在也还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就选上我了？那时候，几乎所有选派活动都是“暗箱操作”，没有竞争之说，上面点到谁就是谁。我想大概是因为自己学习成绩还可以，政审方面虽不是“苗正根红”，但是也不“黑”，大概算是“灰”的吧，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是共青团员，成分还不算坏，所以上面就挑我了。
刚开始，上级单独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党支部找我谈话。我去了后，党支部书记跟我说：“林恢勇，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你这两天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间看点功课，准备一下考试。”我说：“干什么？”“别问！还有体检。”“行。”“保密啊！不许跟别人说。”我当时心里满是谜团，心想：这到底是要干嘛啊？留苏这件事，当时我连想都没想过，中学时我曾经想过报考飞机专业，考大学时第三志愿报的就是航空学院，但没被录取。这时我猜想：难道是航空学院要我了？想到这，我挺高兴，就去参加了体检。
几天后，我到武汉大学参加考试。考的无外乎就是数理化这些东西，考完后稀里糊涂地就回校了。考试的成绩出来后，上面单独通知了我们。这时我才知道，我即将到北京去学俄语，准备到苏联留学。
华中工学院共有27个人奔赴北京。从武昌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分为两组先从武昌坐小船到孝感，然后在孝感坐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孝感到武昌的铁路已经全部被洪水淹没，我们这些人只能先乘着小船走，沿途不敢喝水，因为水里有血吸虫，但艄公可不管那套，舀起水来就喝。我们自嘲说，我们这条命是要建设祖国的，要留苏的，不能随便喝河里的水。沿途，水面上漂着牛、猪及人的尸体，小船擦屋顶而过，有时擦着电线杆驶过，沿途一片狼藉。
从武昌到孝感，我们花了一天左右的时间。途中，我们路过一个小山包，找到了当地干部，想向他们要点吃的，对方说：“我们都是逃难的，哪有饭给你们吃！”我们的领队对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马上要到苏联老大哥那里学习，你们看着办，你们对国家栋梁是什么态度？”这句话冒出来后，我们还真的有饭吃了。我们每个人拿起一碗饭，几个人围着一小碟黑豆，刚要举筷子夹黑豆，突然发现黑豆少了一半，原来黑豆碟子上全是苍蝇，筷子一过去，苍蝇都飞了。我们实在太饿了，这顿饭必须吃，黑豆是不敢动了，我们只好就着开水吃完了这碗米饭。说实在的，那时候，大家都感觉身负重任，不能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就这样，我们摇着船到了孝感，由孝感上火车，火车一直开到北京。火车刚启动时，速度很慢，“咕刺咕刺”直喘气，因为路基全都泡在了水里，三分之二左右的车轮被水淹没了。那次的洪灾，百年未遇，不亚于后来1998年的大水。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总算离开了抗洪前线。据说我们走后不久，水就退了。那两个多月的锻炼，真把我们这帮学生锻炼出来了，什么苦都能吃了。
北京俄语专科学校
就这样，我到了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这是一所专门培养留苏预备生的学校，校址在西单以南、宣武门以北的石驸马胡同。那时，学校的校长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此人早年留苏，后回到延安做翻译工作，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在留苏预备班的学习目的只有一个——准备出国。对于我们这些过去一点俄语基础都没有的人来讲，需要从头学起。刚开始的半个月左右时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拿着一面小镜子练口形，每天早上起来，在操场上“啊——喔——” 地对口形，练发音，一个个像疯子似的。
且不说俄语，就是普通话发音这一关我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对我们南方人来讲，要命的是前鼻音跟后鼻音不分。我跟老师介绍说：“我姓‘ling’。”老师说：“不对，你姓‘lin’。”我说：“对，我姓‘ling’。”老师说：“不对！你姓‘lin’！”我说：“啊？是‘ling’啊！”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才体会到“lin”、“ling”之间的差别。
教我们俄语语音课的是林静老师，那时她刚毕业不久，还很年轻。她在教我们时还有过一段小插曲。开学不久的一天，她走进教室，进门后本来应该说：“同学们好！”没承想，她一紧张说成了：“同学们再见。”好在说的是俄语，我们也不太懂，也就跟着她用俄语讲：“老师再见！”她一听，忙说：“不对，我说什么了？”她赶紧跑出去，在外面笑够了再进来，改正说：“同学们好！”
俄语发音很难，尤其是“p”，我好长时间才练出正确的发音，语法也较复杂。在语音教师林静老师、语法教师王勇老师的耐心教导下，在我们刻苦用功后，一年的俄语培训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我们变得“不聋”、“不哑”、“不瞎”，初步掌握了用俄语会话的能力。这都归功于我们这两位老师的辛勤劳动。除了正课学俄语外，我们还有政治课和课外艺术修养讲座。当时请了一些知名艺术家给我们介绍苏联的音乐、舞蹈、绘画、历史等知识，例如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天鹅湖》，格林卡的《伊万•苏萨宁》，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等等，丰富了我们对苏联的认识。
在俄专学习期间，除了一般体育锻炼（篮、排球，田径等）外，我还参加了校体操队。体操队每周练习1至2次，各种器械都练。我比较爱好自由体操，比较怵单杠。因为是业余锻炼，无所谓级别，所以活动比较轻松自由，强度不大，但真真实实锻炼了身体。直到现在，别看我老了，我的肌肉还挺结实。我在苏联上一年级的时候，拍过一张游泳时的照片，我穿着游泳裤，腹部有6块肌肉，太阳光下呈现出健美的阴影。有一次翻照片的时候，儿子看见了，说：“呦，你那6块肌肉都哪儿去了？”我笑着说：“化了，化成一块儿了！”我想我现在身体不错，跟那时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1954年，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体操队（后排左二是我）
临出国前，华中工学院送来的几位同学因政审不合格，不能去苏联留学，转学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学习。虽然当时他们不乐意，但每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分配，既然上级做了决定，他们也只好服从。
出国之前，国家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用五年的行装。每人准备了两只大箱子，里面装有两套西服、两套中山装（女孩子则是“布拉吉”裙子）、冬大衣、秋大衣、衬衫、皮鞋、袜子……什么都准备好了。刚到苏联的时候，苏联人都笑话我们：这帮人怎么跟小学生一样，过马路还得拉手，衣服都一个式样。那时候我们刚去，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流利，怕走散了，就手拉着手；衣服都是发的，尤其是男孩子，就那么一种颜色，真跟小学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