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刘老师反右时被打成特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我也背了一个小黑锅。在得知刘老师被打成“右派”后，我说过：“像刘声茂那样的人居然当右派，说明右派中好人太多了。”由于这一句话，我也遭到了批斗。1977年，刘老师摘帽平反后，曾先后在汕头师范学院、汕头教师进修学院、汕头教育学院任教，负责培训初中物理教师，并先后被评为汕头市先进工作者、市特级优秀园丁、汕头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我1953年高中毕业，1970年我回学校一趟，当时我请收发室的同志把我带到刘声茂老师的房间门口，敲门进去后，我有意不作自我介绍，只喊了一声：“刘老师！”他回过头来，惊讶地说：“这不是林恢勇吗？”从1953年到1970年，17年过去了，我的样子变化很大，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说明我们的师生关系还是挺不错的。他确实是一位很出色的老师，我非常怀念他。
解放初期的恩师刘声茂
我的历史老师姓郭。他对国民党的那一套非常憎恨，特别爱针砭时弊，痛骂当局。有一次，他指名道姓地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咱们喝都喝不上，她却用牛奶洗澡！那个皮肉值多少钱？”他说：“咱们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官员，让翁文灏去当教育部长，五尺侏儒能当教育部长？有辱中国国风啊！”郭老师提及孔二小姐时，不无讽刺地说：“胡宗南追求她，孔二小姐不理那套，‘啪’一个耳光，呵！打出了小姐的威风！”当时，郭老师就敢于指名道姓地评论这些人。我们这些小孩儿听得也挺开心，挺解气的。
解放前，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蛮高的，那时候的中学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个是留过洋的。但刚解放时，师资匮乏，我上高中之后，就开始有了高中毕业生留下来当初中教师的，教学质量确实有所下降。但总体说来，金山中学的升学率是比较高的。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两百多人，除个别早结婚、出国外，全部考上大学。
中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我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我爱好体育，强于短跑、冲刺。在高二时，100米我跑出过13秒1的成绩，前提是光脚丫，因为我不会穿鞋跑100米。整个中学阶段我总共才穿过几次鞋，绝大多数都是光着脚丫去上课的，包括体育课。我打篮球时光脚丫没事，要是穿鞋，非摔跤不可。脚底皮特厚，是广东人的特点。我们光脚在刚铺的煤渣路上行走，即使路面还冒着热气，我们也如履平地。我的耐力较差，长跑是我的瓶颈，不过劳卫制二级还是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1953年，我高中毕业
中学时参演话剧
解放前，我们中学的“金中剧社”演了不少话剧，如《朱门怨》、《裙带风》、《什官图》等，都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讽刺官场丑像的进步话剧。为此，还招来了反动当局的干涉，当时的县教育局长以“丑化宣传”为名，不让我校演出。学生们很厉害，愣是把这局长轰走，不顾当局的禁令，照演不误。
在文艺方面，我也比较活跃。中学时，我曾演过几部话剧，因为比较调皮捣蛋，所以小丑、落后分子演得比较好。可是有一次我在话剧《工会主席》中演主角工会主席，演完以后，观众说：“这个工会主席怎么像小丑？”当然是演技不佳，再加上反派角色演得多了，演的即使是正派角色，别人看着也像反派。
解放前上初中时，我参加演出了我的第一部话剧《朱门怨》，剧中，我演一个聋子，那是一个小叫花子。演出时，我不小心把与我演对手戏的同学的真名字给叫了出来，声音一出，场下观众大笑。小孩嘛，太紧张了。
我演得比较成功的话剧是《葛麻》，它原是戏曲，我们不会唱曲，就把它改编成了话剧。角色共有四个：员外、小生、员外的女儿，还有一个家丁，名叫“葛麻”。我演这个家丁，是小姐跟小生之间的红娘。戏中有一个情节，小姐要求葛麻传信给小生，葛麻对小姐说：“叫我三声‘哥’。”小姐就甜甜地叫：“葛三哥，葛三哥，葛三哥。”她叫完三声，我（葛麻）就去传话了。那时我上高二，没想到演完戏之后，一帮初中的女孩子见到我就喊：“葛三哥，葛三哥！”把我叫得美滋滋的。此后，我在学校算是有点小名气。
解放初期，我们学校演出一个大型话剧《白毛女》，演出之后相当轰动。其中饰演狗腿子穆仁智的就是我的物理老师刘声茂。他演得很逼真，人物形象深深刻在每个观众的心中。话剧队在乡下演出时，舞台是用一块一块的木板拼起来的，中间有缝。演出的时候，他是光着脚的，其间，他突然“嗷”地一声跳了起来。原来台子底下的观众用雨伞尖通过木板间的缝隙对准他的脚猛地一戳，可见他演得多么逼真，把农民观众的仇恨给调动起来了。
在社会活动中受锻炼
解放前夕，我亲眼见证了国民党政府、军队的一系列狼狈相：十几个逃亡省政府的招牌集中挂在一个胡同里；车头上、车灯边（别提车箱里了）都挤满了逃亡的败兵；用绳子捆绑成一串、受枪托殴打、垂头丧气的壮丁群；社会上老百姓用麻袋装“金圆券”抢购大米的疯狂劲等等。一切的一切，对于一个似懂非懂的十四岁少年来说，多少明白了一个道理：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
果然，1949年底潮州解放了。第一批进城的是地方游击队，里面就有我上山打游击的同学，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死命招手，和他们打招呼；我的腰鼓敲得特别响，我的花棍舞跳得特别欢，为的是欢迎解放者。
我在学校比较要求上进。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我当时已上初三，第一批少先队员中只有三位是初三学生（夏家驹、我和另一位同学）,其余的都是低年级同学。我们三人个头比他们高，排在队伍的最前头，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上高中后，我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团，终于在1952年1月24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在学校是黑板报《新金中》的通讯员，经常报道一些同学的学习、课外活动情况，写了不少稿子，这对我以后的写作能力多少有些帮助。
解放后的每个假期，学校都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1951年暑假，我作为“夏征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征粮”工作。“征粮”就是到农村清查土地面积和核算应征公粮数量。此外，还担负发动群众清匪清霸的任务。我们这些学生队员是“文职”，没有枪，我们的任务除统计土地面积、计算应征公粮数量外，还挨家挨户访贫问苦，替带枪的正式工作队员搜集材料，为清匪清霸斗争做准备。
1950年，夏征工作队队员与小学教职员合影（右一坐者是我）
1952年暑假，我在潮安县五区参与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到各家各户去访贫问苦，收集有关土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然后上报他们的罪行，审批则不是我们的事。
1952年寒假，我又参加了城市“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内容包括镇反、打击地痞流氓、清查鸦片和娼妓，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跟着正式工作队员跑，挨家挨户收集反革命分子、地痞流氓的罪状。我记得有一次到一户人家家中查鸦片，明知道那人家里有鸦片，但怎么查也查不着。最后，我发现天花板是用纸糊的， 里面是竹编的框架。我拿棍子一捅天花板，噼里啪啦掉下来很多鸦片，黑色的烟土掉了一地，为此，我还受收到表扬。对于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