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我受到了不少教育，也得到了不少的锻炼。好笑的是，我现在挺能写小字，就是“镇反”时抄资料练出来的。
从潮安到南昌再到武昌
1953年，我高中毕业。听说当年大学录取人数是10万名，应届毕业生总数还少于这个数，因此，从当年参军参加抗美援朝的那些中学生和解放前夕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中抽调了几万名“调干生”去参加考试。一般说来，他们是考不过我们这些刚出炉的高中毕业生的，因此高考时我们一点也不紧张。金山中学两百多名毕业生几乎都考上大学了。那时候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很容易，不像现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的孩子高考多难啊，我们那届，只要想考大学，基本上都能考上。
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报了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华中工学院 ，结果被后者录取。1953年，华中工学院虽已成立，但它在武汉的校区只有一块地皮，连一栋楼都还没有建起来。因此，学生在第一年都是在南昌、桂林、长沙等各个分部上课，我第一年的上学期是在南昌分部上的课，那里原是江西大学工学院的校址。
因为我要到南昌上大学，母亲考虑到那里是“北方”，天气一定会很冷，就给我准备了一条被子，那被子足足有9斤重，既重又短，盖在身上，一伸腿，脚丫就露在外面。顺便说一下，那时广东人不太懂御寒的方法，大冬天就睡在光板的席子上，被子又厚又短。那时，我们那里的人除裤衩外，只穿一条单裤，从不穿棉毛裤。我老说：“上身是父母生的，下身不是父母生的。”因为我们上身穿毛衣、棉衣，而下身就只穿一条单裤子，有时候虽然冻得直哆嗦，但就是不知道穿棉毛裤；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把毛衣塞到裤子里面去，一弯腰就露出脊梁骨。北方人盖两床薄被，两层被子中间有空气，暖和。所有这些，我母亲后来到北方居住之后，在我们的教导下都学会了。在南方，房子四处通风，窗户敞开着，冬天人们往往手脚皲裂，而北方的窗户关得很严实，又有暖气，所以母亲搬到北方后，日子过得很舒坦，感到很享福。
去南昌上学，需要先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北上。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从潮安到广州得坐两天的长途汽车，而且还是硬板车，把我坐得屁股生疼。据说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5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而我们那时候要过6条河，其间需等船，摆渡，所以时间很长。
这是我第一次到广州。头两天，我光着脚丫逛广州，感觉自己就是乡巴佬一个，后来在伙伴们的劝说下，我掏钱买了一双球鞋，总算是一个“穿鞋公子”了。从广州乘火车到南昌，虽然我是高中毕业生，但因为那时潮汕没有铁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火车。当时，我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汽笛一响，把我吓了一大跳，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很可笑。
到南昌时，正赶上下雨，我在南昌下火车时，第一脚踩到的就是烂泥巴。当时我埋怨说：“南昌这么一个有名的城市，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泥地！”这是南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再到学校一看，环境也不怎么样，学生宿舍每间住6个人，是上下铺，地板是老木板，嘎吱嘎吱作响，一不小心还会把洗脚水漏到楼下去。
半年之后，我们搬到武昌。新校区很大，但只有一些工棚，唯有的两栋水泥建筑是学生宿舍和大食堂。我们上课都在工棚里面，室外条件也不好，道路很宽，但都是泥路。当时武昌校区还正在建设中，因为我们原先所在的南昌分部生活条件是各分部中最差的，所以学校让我们先搬到武昌，首先“享受”一下工棚。
在华中工学院一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我在班上担任数学课代表，负责收集练习本，与数学老师沟通；我平时爱蹦蹦跳跳，当学校组建舞蹈队时，我报名参加了。我跳的是苏联舞，我模仿苏联红旗歌舞团表演的乌克兰舞的动作，下蹲、起立、两腿撇开，在地上打滚等等，反正年轻，有劲，我本身又好动，所以就“学会了”。那时我们排练了一个叫做“中苏朝大联欢”的舞蹈，各有两个同学分别跳中国舞（大秧歌）、苏联舞和朝鲜舞，还有三个挥舞国旗的，背景是中、苏、朝三国的国旗（见下图）。当时很少照相，能够留下这张宝贵的照片是很不容易的。
1953年，华中工学院，中苏朝友谊舞(正中间是我）
在我们高中同班同学中，和我一道考上华中工学院电机系的还有曾祥煌、谢家治两位，他们两位喜欢唱歌，歌喉很好，而且还会指挥，而我是舞蹈队队员，我们三人都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平时又比较喜欢在一起，因此曾经被称为“潮州三杰”。曾祥煌后来和我一道留苏，谢家治后来调到佛山大学当领导，可惜现在已经过世了。
1953年，“潮州三杰”合影（左起：谢家治、我、曾祥煌）
我在班里是出名的调皮捣蛋分子，经常给同学（尤其是女同学）起绰号，把他们弄得哭笑不得，甚至还有告状的。也许因为我在班里比较调皮，又比较活跃，因此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虽然只和他们相处一年就离开了，但他们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近几年我经常参加华中工学院老同学聚会，大家相处得都挺好，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温馨的回忆。
大概在1954年7月份，我被选派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到苏联留学。
1954年的抗洪斗争
在武昌学习期间，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1954年夏天，长江流域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武昌地势比较高，我校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即使我们是安全的，但在大灾面前，我们青年学生也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学校组织了我们这帮学生兵上前线支援大武汉抗洪斗争。在两个月的抗洪斗争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
参加抗洪抢险，劳动强度是极大的，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很累很苦，但我们都没叫苦。那时候，我们班里有些从香港来的同学，假期想回家去。学校党支部发出一个动员令：“谁在防洪第一线逃跑的，就是逃兵！”这一号令把他们吓得都不敢回家了。
抗洪抢险时，防洪大堤上有着千军万马。我们学生兵编成若干个大队、中队及小队，睡觉的时候，一听见广播响起来，我们便绷紧神经仔细倾听。广播里先播出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然后通知：“防汛指挥部命令第×大队第×中队第×小队到××地方集合。”若是没有自己的事，我们就继续睡觉；若是通知的正是我们所在的队伍，就赶紧爬起来，马上去集合，然后就被拉到抗洪前线去。
有一段小插曲。一天饭前，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抬着一只大饭桶，盛着雪白的米饭送到前线去，路上，我们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桶饭撒出去一部分不说，还泼进了一些泥浆。当时我们想：怎么办啊？饭还得送，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呢！我们连忙把饭里面被淤泥弄脏的部分弄出去，然后仔细看了看，直到没有脏饭了，我们才抬着走。吃饭的时候大家吃得很香，谁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手脚。
当时江面上禁止机动船行驶，怕机动船激起的波浪冲击堤岸。所以，我们当时都用小划艇运土袋。划艇边上有两条走道，走道很窄，中间是船舱。走道很滑，运土袋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江里去，所以需要选派一些会游泳的同学来干这活，哪怕力气小一点的也可以。我因为会游泳，就去干这差事。当时有个规定，不许下水游泳，因为水里面有血吸虫。天气很热，我们这帮调皮捣蛋的家伙经常假装不小心掉到水里，泡一会儿再上来，因为水里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