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留学生活
1955年8月底，我们坐火车出发了。这列火车是专列，坐的全部是留学生，但这个专列不是特快专列，而是“特慢专列”，因为要给正点列车让路，而且车内床位不太够，我们只能在卧铺车厢中轮班睡觉。到莫斯科后，我们先洗了个澡，然后去瞻仰了列宁墓、斯大林墓，参观了克里姆林宫。
大概是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个不太和谐的景象。我们几个同学刚从地铁里出来，有个醉鬼上来要拥抱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把那个女同学吓得乱叫。领我们去的一位老同学过去一拳把那个醉鬼打倒在地。当时我想：哎呀，这多不好啊，影响中苏友谊怎么办？那老同学在苏联已经待了一年多了，他心里明白该怎么处理这类事情，就说：“别理他，就得这样对他，要不然他不老实。”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些醉鬼躺在地上，老同学说：“不理他，走！”在以前的想象当中，苏联各方面都挺好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但我们看在眼里，却不敢说。
在莫斯科待了两三天，我们就到基辅去了，正式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那时候，我们不能自己选择学校，好在我们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我要学什么专业”或者是“我要上哪所大学”的想法，反正就服从分配。接到入学通知后，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基辅工学院是一所古老的大学，很有名气。当时，学院全校有1万人左右，专业设置非常齐全。苏联学校的体制是按专业性质来分的，基辅工学院所设的都是工科，不过听说后来又向美国学习，变成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专业也更齐全了，包括文学、商学、医学。很遗憾，我毕业之后就没再回去过，据说现在变化很大。我们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学院总共才两栋老楼，主楼是一座“一”字型排开的三层楼，另外一栋是化学楼，也是三层楼。我听回去过的同学讲，如今，那里已经发展成很大的大学城了。
到了基辅工学院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环境，在那里一待就是5年。由于语言还不太过关，我们在苏联学习自然会遇到不少的困难。虽然在国内学了一年的俄语，但只是让我们到了苏联以后不聋、不哑、不瞎，至于听课，确实有困难。当时，留学生管理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中国学生在一起专门组织一个特殊班，由专门教师来教课，当然，授课的速度很慢，进度也很慢；另外一种就是跟苏联的大班上课，没有特殊照顾。我们这一批留学生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中学毕业生；另一类是念完大学一年级后选派出去的，像我和我妻子。一般来讲，那些高中毕业生，想上大班都不让上。而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出来的人，一般选择跟大班上课，一方面是我们对自己要求较高，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有信心，觉得应该能跟得上。所以我和妻子都选择上大班。
开始上大班的时候，尽管老师讲的内容我们都已学过一年，比如数理化、工程制图等，但是记笔记方面还是遇到不少困难。苏联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写板书，这更增加了我们听课的难度。在头一学期的初始阶段，我们的笔记记得相当可怜，下课后需找苏联同学核对。可核对笔记也不容易，他们手写的东西要辨认出来也是有困难的。
当时，共青团组织了互助小组，我们小组里有四个中国同学，我妻子也在其中。学校给我们配备了四个苏联人，按照中国话说就是“一帮一，一对红”，这四个人后来也都成为我们各自的好朋友。他们来帮我们的忙，帮忙的方式就是把他们的笔记本借给我们抄。在抄笔记的同时，我们还得不停地问对方：“这是什么字？”长此以往，搞得他们也挺烦的。 记得大概到二年级以后，我们就反过来“一帮一、一对红”，轮到他们来抄我们的笔记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语言上基本过关了，而且听课时注意力比较集中；苏联学生比较贪玩，有时上课思想不集中，开小差，有时根本不来上课，缺了课就来找我补笔记。
1954年，“一帮一、一对红”小组合影（二排右二是我）
在苏联学习时，功课倒不是太难，因为我们在国内已上过一年大学，过来以后，大学一年级讲的内容基本上和我们之前所学的内容差不多。制图课上画图，我们第一堂课就画得很漂亮，老师很惊讶，觉得我们怎么画得那么好。到二年级就学新课了，也没有太大的难度。在我语言不是很好的时候，老师所教的内容我都会，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初入学时，我们这些上过一年大学的同学都想申请直接上二年级，但是没被批准。我想，当时如果让我们直接上二年级的话，大多数人应该是能够承受的，但是苏联教育部门就是不同意，让我们必须从一年级学起。我们只得服从，这无疑强迫我们留了一年级。
我们学习都很刻苦。我们住在学生宿舍，中间有一个大厅，是学习室。若到学习室看一看，里边99%恐怕都是中国人。在学习室里，晚上12点钟以前回去睡觉的中国学生不多，大家都很勤奋。一个原因是语言方面有困难，迫使我们努力学习；另一个原因是那时的学生政治觉悟都比较高，都想认真学习报效祖国。那时候的我思想真的很单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学好，认为学不好就会给祖国丢脸。有个别同学是工农学员出去的，基础比较差，他们更能吃苦。
学校里留学生很多，除了中国留学生外,还有蒙古、朝鲜、东欧国家以及越南的学生。在这些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勤奋学习态度是出了名的。
过语言关
刚入基辅工学院时，学校从中学抽调了一些语文教师，给我们中国学生配备了俄语教师，并专门办了一些小班，教我们练习口语。还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9月份，老师上课时问：“你们都吃什么？”我们就说：“西红柿汤。”过了一个星期，老师又问：“你们今天又吃了什么？”“西红柿汤。”后来老师又问了两次，我们回答还是西红柿汤，老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老喝西红柿汤？”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别的菜名。”确实如此，刚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别的菜名，就只会说这个。老师知道我们的这个秘密之后，就告诉我们各种汤与菜的名字，让我们学习。
由于刚开始时俄语基础不好，确实闹出了不少笑话。例如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上制图课，老师问她：“小姑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她说：“我80岁。”她本来是想讲“18岁”的，结果讲成“80岁”了。俄文的“80”跟“18”很容易搞混。苏联学生比较开朗，听完她的回答后，在课堂上哈哈大笑，“她说她80岁！”
类似的笑话不止一个。我们中有人到小卖部去买香肠，他告诉售货员要买1公里香肠。那售货员也挺幽默，嘎嘎笑，“你们的中国的香肠是用公里来计量的？”那人点头说：“是啊，是啊！”售货员继续问：“那么粗一点细一点怎么卖呢？”他想了半天，“哦，不对，我是要买1公斤。”至于把“明天”说成“昨天”，“昨天”说成“明天”的小事故，那是时有发生的。
还有一次，有个同学到农贸市场去买鸡，他想买母鸡，但不知道母鸡这个单词，只知道“公鸡”和“老婆”的单词，他就说买一只“公鸡的老婆”。这话把那农村卖鸡的笑得够呛，“要买公鸡的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