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留学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庆祝新中国国庆十周年。那时候，中苏友好达到了高潮。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联欢活动。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以前，我们到处演讲，介绍中国的成就，然后跟电视台联系，上电视台演出，尽管大家水平不高，但好歹演的是中国节目。
我们舞蹈队表演的《红绸舞》和民乐队表演的《金蛇狂舞》都上了基辅电视台。同时，我所在的民乐队也表演了节目《金蛇狂舞》。我们水平不高，排演后导演说：“《金蛇狂舞》？我怎么没听出狂劲儿来呢？”事后我们想，确实应该演奏得快一些，再配点鼓乐，才能表现出狂欢的气氛。《红绸舞》是我们自编自演的，我们装扮成中国西北农民的样子，戴着白羊肚毛巾，穿着衬衫，扎着绸带，虽然有些不伦不类的，但当时我们觉得能像个中国人就行。绸子很长，容易缠在身上，弄不好就出洋相，但表演那天，我们还是挺成功的。前段时间我在北海公园看到有人在甩红绸，我真想上去甩一把，我看他们甩的动作跟我当年甩的基本相同，我当年会甩，尽管我现在已七十来岁，应该还能甩。但儿子怕我扭了腰，不让我甩，我也只好作罢。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时在基辅电视台表演红绸舞
左起：刘栋臣、王素、我、马国凤
那时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气氛很好，不少苏联朋友送给我纪念册、纪念品，我们也尽可能送一些纪念品给他们，比较典型的纪念品是毛主席像章，还有杭州织锦，那时候穷学生买不起大礼物，就弄一些小纪念品送给苏联同学作为纪念。我记得我们还给电机教研室送了比较大的织有列宁和毛泽东像的织锦，他们马上把织锦悬挂在教研室的墙上。
在苏联的几年当中，我没回过祖国。一是因为没钱，再者也没必要。个别同学其间曾回去过，但只是少数。一个可能是家里比较有钱；另一个是国内有女（男）朋友，回去看看。
我的假期生活很充实，一年级暑假游览了伏尔加河，二年级暑假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三年级暑假参加了克里木山区登山游，四年级暑假又到高加索去登山，等到五年级暑假，我们就回国了。
说起克里木山区登山游，还有一段故事。1957年，苏联拍了一部电影《非常事件》，讲的是苏联邮轮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被台湾当局劫持，之后苏联船员跟台方斗争，最后返回祖国的一段经历。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中国演员，包括翻译、医院里面的护理人员、机场群众，及国民党兵等角色。基辅电影制片厂就在我们学校对面，厂方找到中国留学生学生会要求协助拍摄，我们派了大批同学充当群众演员。我在影片里演过国民党兵和在北京欢迎这些苏联船员回来的群众，还为该片配过音。此外，有位女同学扮演送信的小姑娘，有位研究生扮演翻译。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我们还帮助制片厂审查影片，发现里面有些不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电影画面中台湾厕所的标志是“00”（两个阿拉伯数字0），这是苏联的标志，不是台湾的标志。又如国民党士兵拿着菠萝，像啃西瓜一样啃起来的画面，都有悖于事实情况。经我们提出改正后，他们对我们很感激。20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片子在中国上映过。
后来，苏联电影制片厂要给我们报酬，我们推辞说：“不要钱！”我们的这一回答是出于中苏友谊的考虑，对方却说：“不要钱怎么行呢！”最后，他们出资组织了我们这些群众演员（大概有20人）参加登山旅游，作为我们劳动的报酬。
克里木山区登山游从进山到出山一共20天，即所谓“线性登山游”。我们背着三十来公斤的登山包，里面装有帐篷（每四个人一顶）、各自的毛毯、衣服和食物，食物有面包、黄油、香肠等等，此外我们还带了水桶、斧头等。这次负重旅行很有意思，虽然头三天很累，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不累了。休息时，我们砍木头，生火，煮空心面，吃面包、黄油、香肠，然后搭帐篷睡觉，总的感觉很爽。
1958年，登山野营时留影
大四暑假的那一次旅游是“辐射型旅游”，我们在高加索地区旅游中心驻扎下来，先往某一个方向走三五天，回来后再往另一个方向走三五天，总共也花二十来天时间。这次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都参加了。
这期间，有个小插曲。我们离开旅游中心时，就搭帐篷住，三四个男的住一起，三四个女的住一起，也有男女混住的。当时朋友们都知道我和女朋友的关系，他们说：“我们可以让个地方给你们俩住。”我说：“那不行！该怎么住就怎么住。” 他们又说：“干嘛啊？都出来了，谁管得着你呀！”“那不行！”我还是一本正经地拒绝了。这可不是假正经，因为那时我们脑子里一直恪守着那根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也好，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被遣送回国，那可就麻烦了。
旅游过程中，享受到了不少乐趣，我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尽情嬉戏。到如今，我身体一直不错，可能跟喜爱徒步旅行有关。
考试与毕业设计
在苏联留学期间，我们总共学了四十多门课，除了政治经济学得了4分外，其余课程我都得了5分。对于这个4分，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
苏联的考试形式是口试，一般是三道题，答完了当场评分。考政治经济学那天，当我答完第一、二道题之后，老师上厕所去了，回来问我第三道题，同前两道题一样，我回答得很顺利。但他突然间又问了我一个补充问题，这个问题出自上一学期教的内容，我一下子答不好，然后他居然问我：“我出去之后，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问你的朋友了？”意思是说：“你是不是作弊了？”我当时很恼火，我跟他说中国人从来不作弊。“那行吧，给你4分。”我很沮丧，但我又能说什么呢？他问我的最后那道附加题，我确实没答好，因为上学期考过了就忘了，哪能记得那么多呢？就这么一门没得5分，我心里一直很不舒服。
对于苏联的考试形式，我很赞同。后来我当教师了，也主张口试，因为通过口试能看出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到底是死记硬背还是真正理解了。我的这个观点和做法没有被接受，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批判了一通，给我扣上了“与学生为敌”的帽子。
在苏联学习期间，我虽然有一门功课得了4分，但总体成绩应该说还是挺好的。在同专业的8个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一人得了全优，这位同学叫王世煜，他跟我同宿舍，学习很优秀。回国后，他先是被分到了国防科委，后来调到南京大学仿真实验室，退休之后在珠海一家公司当总工。他在当总工期间曾经到北京出差，我当时已经在美国劳雷公司工作，我请他吃了顿饭。交谈时，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林恢勇，咱们8个同学中，退休之后还在工作的只有你和我，别的人都不干了。看来大学期间学习好的人还都很有用啊。”的确，当时的学习给我们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虽然我后来从事的工作不是我当初学的专业，但是不管怎样，基础打好了，对将来人生的发展确实有好处。回过头来体会，那个时候的努力真是没有白费。
凭良心讲，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都不坏，但是真正在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方面比苏联同学强的，还是不多的。苏联同学是这样的，调皮捣蛋也好，不好好学习也好，但是中学基础打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的考试成绩不见得比我们好，但是需要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当中学习好的同学还是比我们强一些。也就是说，在同一水平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有点儿死读书的味道，成绩虽不错，但是真正动手能力不如他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实验室出现的问题时，他们脑袋比我们活。这可能跟我们当时学习的环境和锻炼机会的多少有关。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着一个缺陷：重视考试分数，重视课内学习的内容，不太注重课外动手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