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母亲不会说普通话，买菜时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她要买一斤菠菜，她跟售货员说“一根菠菜”（潮州话的“斤”字读音与普通话的“根”字完全相同)，把售货员弄得莫名其妙；另一次更绝，她要买猪舌，不知道猪舌普通话该怎样讲，就比划，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给售货员看，说“我买这个”，把售货员给逗乐了。回家后她给我们学这一段，老爸当时还活着，他平时就挺幽默，这回拿老伴开玩笑说：“亏得你买的是猪舌，你要是买猪肠，该怎么办？”逗得全家哈哈大笑。
为了排队买馒头，她被一个小孩挤倒，撞到脑袋，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是脑袋有点晕，没有及时医治。事后才知道，这是引发致命脑积水的根本原因，这让我们小辈后悔一辈子。
1991年4月份，我母亲开始头晕、头痛、行动失控，直至大小便失禁，经诊断，是脑积水所致。我们本来已经跟医生联系好要为她开颅排水，但就在动手术的前几天，母亲高烧不退，手术没法做，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后来，我的朋友都说：“你家老太太真仁义！”意思是说，母亲去世都不拖累人，很仁义。
虽然语言不通，在我们的大院里，母亲跟其他老太太的感情还很好。母亲走的时候，大院里一位比她大一两岁的老太太愣是要下楼送。她的子女不让她下楼，她就久久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目送我母亲的灵车离开，很是感人。
父亲去世是在1975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复杂，再加上他还背着一个“贪污分子”的黑锅，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家中静悄悄的，只有自己的子女送他到火葬场。而在我母亲去世时，五十多位亲朋好友到火葬场跟我母亲告别，不少女同志还哭得死去活来，说明我母亲的人缘确实很好。
父母都安葬在天津，老两口合葬在一个墓穴里面。每年清明，我们全家都会前去祭扫，寄托我们的哀思。
父母之墓
妹妹
我比妹妹大8岁，我很疼爱她，在她小的时候我经常抱她，背她，逗她玩。1941年，我们一家跟着父亲搬到饶平县凤凰镇，我就在凤凰上小学。1943年末，母亲生着重病，照料不了我们。我就背着妹妹，让她跟我去上学，一共背了半年左右。上课时，我常常感觉到尿水顺着我的后背流下来，热乎乎的，但我也不管；只有当闻到臭味时，才赶紧跑出教室为妹妹换尿布。那时候，妹妹倒是挺乖的，在课堂上不怎么哭闹。要是实在哭闹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农村小学班里人很少。后来我母亲病好了，我就不用再背妹妹去上学了。待妹妹长大以后，母亲把这件事告诉给她听，妹妹听后很感动。到后来，她上大学时，我们每月寄点钱给她，所以她对我们一直心存感激。虽然她现在也已六十多岁了，但在我眼里，她还是个小妹妹。
妹妹眼角上有个小疤，那是我骗她给骗出来的，如今她有时候说起这件事还怨我。那时候，我们家附近有棵橘子树，树上长些小桔子。当时她才两岁左右，而我已经十来岁了。我会爬树，就上树摘些小橘子，兄妹俩分享。潮州话中，“片”与“骗”同音，我拿着一片橘子，边跑边对她说：“我给你一片（骗），我给你一片（骗）。”她小跑着过来，嘴里喊着：“哥哥，我要！”不想，她摔了一跤，眼角被磕了一个小口，至今还留下一块小疤。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妹妹总是跟我撒娇，“哼！这个坏哥哥，骗我。”
因为年龄差别较大，从小到大，我对妹妹学习上的帮助并不多。她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1962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把握。参加完高考后，妹妹估计没戏了，就去刺绣社报名准备当刺绣工。没想到发榜时她榜上有名，这下可把她给美得不行。在升学指导方面，我倒是做了一些工作，她听从了我的建议，填报了电机专业，被华中工学院（我的母校）录取。
这里有一个小花絮：妹妹上大学时，教她课的老师是我的大学同学，有次上习题课时，老师想喊她上来做习题，但想不起她叫什么了，就说：“林恢勇的妹妹，上来做题。”下课后，同学们跟她开玩笑：“刚才老师管你叫什么妹妹？不会是林妹妹吧？”
妹妹大学阶段过得很艰苦，扣除了伙食费后，每月只有3块钱的零用钱，连暖壶都买不起，她只好插空借用同室室友的暖壶，打水洗刷。大学四年从没有添置过什么新衣服，从入学到毕业，穿的都是那几套。好在那时年轻姑娘都没有用太多的化妆品，要不她可就买不起了。
妹妹1967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临湘长岭炼油厂计量室当技术员，1969年与她相恋多年的男朋友结婚。我的妹夫叫庄良炜，是中山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妹妹1998年退休，现在搬到广州，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
妹妹对我很尊重，跟我的关系很好；受她的影响，她的两个孩子对我也很尊重，与我的关系也很密切，小辈之间关系也很好，尤其是我儿子和她的小儿子，专业相似，有很多共同语言。尽管我们两家相隔千里，我们之间只要有机会，都会聚在一起，相互探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1969年，我与妹妹在哈尔滨
小学与孩提时代
我出生于1935年，从5岁时起，就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面接受一些启蒙教育，后来正式进入学校学习。潮安沦陷后，我们随父亲到处迁徙。因为处在抗战期间的缘故，我念小学时转了好几所学校。
记得1941年的时候，奶奶和姑姑为了生计，冒险从纱布厂批发了一些布匹到另一个地方去贩卖，那时侵略军是不允许老百姓搞贩运的。路过沦陷区潮安时，她们把布匹缠在身上绑好。过日本兵的岗哨时，不但得给荷枪实弹的日本人鞠躬，还得接受检查。有一次，奶奶带着我和姑姑过关卡，不想，他们贩运的布匹被查出来，奶奶那时年岁已大，但还是得“咣咣”地给日本兵下跪磕头，最后不但布匹被没收了，还挨了几枪托。
关于日本兵，我还知道一件事。沦陷期间，二舅在一家水果店里当伙计。有一次，日本兵来买水果，不但不给钱，还把据理力争的二舅用刺刀挑死了。这是我妈后来跟我讲的。国恨家仇，日本兵干的坏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3年，中国闹大饥荒。虽然父亲当时是中学的会计员，但薪水比较少，家里生活还是比较苦的。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是“糠菜半年粮”。吃糠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大便干燥，排不出便，以致于我母亲不得不用手指帮我把粪便抠出来。除吃糠外，我们还吃一种叫“金狗仔”的南方野菜。其实，那也不是什么菜，只是一种植物的根，形状类似地瓜。这种野菜吃下后胀肚子，不好消化。那段时间，我们只能靠这些东西过日子。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我们非沦陷区，学校组织过一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讲会。我记得很清楚，四年级的时候，我上台演讲，题目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次，我还没有走上台，就“嘎噔”一下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把我的演讲稿给摔掉了，我爬起来后，马上高举起一只手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我就下台了，大家还都给我鼓掌。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只是有那么一点爱国意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我们学校时，青年教师刘老师跑上楼，到我们的教室给我们报喜，一高兴，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摔了个大马趴，站起来后高兴地直蹦：“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们一班小同学也跟着欢呼雀跃。这一幕虽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回想起来，犹如昨天才发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