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他都知道，而且支持我。他说：“年轻人嘛，出去锻炼锻炼有好处。”说白了，只要是不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事情，他都不阻拦。比如我参加少先队、共青团或暑假参加一系列社会实践，他都是支持的。他的看法是：“这些都没问题，就是千万别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
父亲怕我出生命危险，也可以理解，因为我是家里的“独苗”。由于他哥哥是游泳淹死的，所以他禁止我游泳，但我还是偷着游。农村池塘里的水比较脏，游完泳上来后，往腿上一抠就是一条印。父亲每次回家后，都要抠一下我的腿，若发现我游过泳了，就教训我一顿。
有一次，我竟然反过来教训父亲——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天高地厚。小的时候，我听说在抗战时我们住的农村，那儿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天涨水，把小桥淹没了，但也不是淹得太厉害，还能看得见桥面，父亲在过桥时，一失足掉到河里了。他不会游泳，因为奶奶不让他游泳。那次他喝了不少水，最后，一个农民路过，把他给拉了上来。大概是因为他发现我去游泳，他打了我，我急了，就说：“当年你要是会游泳，就不至于喝水。你看看……”这话把他气得够呛，但是我说得也没错。这是我第一次顶撞父亲。
父亲这一生是比较坎坷的。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在金山中学当会计，成为了审查的对象。当时，金山中学的总务主任、会计和基建监工，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那时的审查不只是查账或语言上的批评指责，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残酷斗争。说起这一段，我的心情一直很难受。
父亲
那时，我已经入团了，是共青团员。组织上对我说的：“你父亲是贪污分子，你得站稳立场！”父亲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批斗，人们把绳子绑在他的大拇指上，然后将绳子系在一副梯子上，再把梯子竖起来，就这样把父亲吊在空中。当时我就坐在台下，亲眼看见父亲被吊起后的挣扎，亲耳听见台上父亲的惨叫声，心里很是难受，但又不能表示任何不满情绪。现在，一想起这段经历，我心里就非常不好受。
这是父亲人生中的一道坎。1953年秋，父亲被证实没有贪污，得到平反，继续在该校任职会计。1955年，他被调到汕头市第七中学去当会计。1961年，父亲在59岁即将退休之际，被定为“贪污分子”，开除了公职。这又是一桩冤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父亲被开除一事，我不敢多说话。我没证据证明他没有贪污，是被冤枉的，当时有人告诉我其中的某些原委，我也没有办法去核实，也没有办法去上诉，只能听其自然。
父亲对此自然有些怨言，他给我写信的时候说：“想不到我即将退休之日，遭到如此的对待。”但总体说来，在这个问题上，父亲还算是比较看得开的。他回家之后，在居民小组里负责读报给大家听。他喜欢种花木和草药，还因为种草药出了点小名气。当时，他种了好几十种草药。屋里屋外的花盆、脸盆、地上都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草药。谁生病了就自己来拿，不用给钱。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已经把事情看透了，过起了简单的隐居生活。经济上，他时常变卖些家里的旧东西，加上我每月寄钱回家及母亲刺绣赚点钱，日子就这么过了。
我于1960年回国后，回家探望父母。当时，我父亲还没结案，行动仍不自由，被监管着。因此，我去见父亲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个“尾巴”。虽然他们允许我陪父亲到公园去玩玩、谈话，但毕竟有个人跟着，觉得很不爽。
1972年，我调到天津工作。1973年，我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他胃出血，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有所缓解，就出院了。我离家回津时，父母在门口送我，眼泪汪汪的，好像是生离死别，让我心里好难受。好在经过努力，1974年，我就把他们接到了天津落户，使他们在晚年享受到天伦之乐。此前，我回家变卖了家产。我家房子不小，但那时候房价很低，所以只卖了一点钱。我们用这些钱还了医疗费，再加上赴津旅费用了一部分，剩下就没有多少了。剩下的那些钱，父亲全权交给我处理。当时，我把余下的钱分为五份，给父亲留了两份，给了母亲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一份。父亲说：“你妹妹那份就不用给了，她已经出嫁了，不算的。”我说：“不行，得留，男女平等嘛。”父亲听后很满意，夸我说：“儿子，你这样处理很好。”
到天津后不久，父亲的胃又出血了。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岁数太大，不好开刀，需要保守治疗。到1975年，父亲就去世了。
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住在天津，离北京故宫这么近，都没有去成。1974年的五一，我本来准备带他们到北京走一走，可惜那时候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乐观，走不了。不管怎么说，我能够在天津伺候父亲入土，也算是尽了做儿子的责任了。
父亲被开除公职这件事在我心中实在放不下，加上后来有平反政策，激起了我为父亲平反的想法。1981年，我给汕头市教育局写了几封信，把情况如实反映了一下。1981年12月18日，汕头市人事局做出了“平反决定”，根据《广东省汕头市人事局汕市人发（81）79号文件关于林在慎同志一九六一年受处分问题复查的批复》的精神，宣布撤销原市委“三反”领导小组和人事局、监察局对林在慎 定贪污分子、行政开除出队的处分决定，恢复林在慎同志干部待遇及工资级别。一次性发给亲属抚恤费和丧葬费。至此，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把父亲“贪污分子”这个罪名洗刷掉，我这个当儿子的心也就能放下了。
父亲这辈子很坎坷，很不容易。没承想，作为儿子的我也是这么坎坷，这也许就是命吧。
母亲
我的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以前是文盲，解放后，她费了好大劲学会了一些汉字，自己的名字会写了，也能看一些简单的书报，还在居委会做了不少工作，期间还当过居委会主任。那个时候，居委会主任是没有工资的，但母亲当得还挺积极，多次受到潮州市政府的嘉奖。
母亲的荣誉证书
我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课本上的作业有几道填空题，类似于“我是○○人”。需要填空的部分标了两个小圆圈，圆圈直径大概只有三四毫米。我拿课本回家，跟母亲说：“这么小的圈圈，让我怎么往里面写字啊？”她一看，就帮我把铅笔削得很尖很尖，但铅笔再尖我也写不进去，因为小孩儿写字都很大，写不了这么小的字。我又哭又闹，母亲也不懂，拿我没办法。后来，旁边的大哥哥听见了，说：“不是让你在圆圈里写，是要你在作业本子上写，例如写‘我是中国人’，就填上中国两个字。”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就这么一道填空题，居然把母亲给难住了。
母亲是个很勤快的人。平时，她靠刺绣挣钱——潮州女人几乎都会刺绣。母亲手很巧，她利用废布料剪成三角形，一块一块用手拼接在一起，凑成一整块2平方米左右的“百家布”，当做被面用。我的儿女，甚至孙辈都用过这种被面，现在家里还保留一块，作为对母亲的永远纪念。母亲很瘦小，但精力充沛。到天津之后，即使是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在摔伤的情况下，她都坚持在家里劳动。那段时间，买菜、做饭的活都是她干，因为我们都上班。母亲太能干了，以致于我妻子厨艺不佳——都怨母亲把烧饭做菜的活儿都包了，把我妻子给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