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孙女跟着她外公外婆住，我管得不多，也不太好管。再说，这孩子也挺自觉的，不用管，如果她考试考不到100分，还哭鼻子；考了100分，就颠儿颠儿地回来报喜。
孙女跟我们关系挺好。每次到我家来，她总会拿出一大堆试题来考我，好多次我都只能考个四五十分。那些题都是他们学习汉字声调的题目，考我这种普通话讲得不好的人的，肯定是要考“糊”的。
有一次她考我两个英语单词，一个是“coon”（浣熊），还有一个是“baboo”（狒狒），他们课文中将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主要是分析两个“o”放在一块时的读音。孙女考我这两个单词，我不认得，被考住了，结果考了个零分。她好奇地问：“爷爷，你不是英语挺好吗？”我笑笑说：“拿这个东西来考我，爷爷当然是不会了。” 她听后笑得格外开心。
孙女是我们家的开心果，每次到我家来，总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她参加舞蹈班、钢琴班和音乐班，每次都给我们唱歌、跳舞，很是活泼可爱。
2005年，我与孙女在一起
旧事重提
每走过某一阶段，人总会回顾以往的岁月，而记忆中的那些印痕总是美好的。如今年老了，旧时的影像层层叠叠，越来越丰富了，回看过去，我不觉微笑起来。
以下就是我的故事，故事中有故乡与故人，有可乐的往事，也有辛酸的回忆。我向记忆的最远处寻去，然后走到近时的岁月。这样将自己的人生匆匆看过一遍后，我便获得了回忆带给自己的满足。每一次回顾往事，我都有一些心灵上的收获，这也是我要将旧事重提的原因。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叫林翰臣，生于 1867年，1939年逝世，享年72岁。祖母叫黄阿桃，生于1872年，1965年逝世，享年93岁。
20世纪30年代初，祖父林翰臣
我们林氏家族是清末从福建搬到广东潮安县 的。当时我们林家以演潮州戏为生，因为没根儿，总是受人欺负。祖父是这个大家族里的长子，他父亲希望他能够起到保护戏班子的作用，就让他去当警察。祖父当了几年警察后，发现小警察没法保护大戏班。后来，戏班散了，祖父也不再当警察了，后半生一直以教书为生，一直到病逝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所以，我们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吧。
因为医疗条件有限及其他一些缘故，祖母生了不少孩子，但最后活下来并成家立业的就只有我的两个姑姑、我父亲和我叔叔。其中，我父亲排行第三。老大就是我大伯，18岁时游泳淹死了；二伯在十几岁时就病死了；叔叔是家中老四，他在29岁时病逝了；我两个姑姑活到了七八十岁。
祖母是个文盲，晚年，她躺在床上瘫痪了8年，而且还双目失明。在这8年时间里，都是我父亲、母亲及二姑姑三人伺候她。所以我觉得，我妻子尽孝的行为可能是沿袭了我们家的传统。
祖母个头挺高大的，我母亲个头特别小，我二姑姑个头也不大，但这个头不大的姑嫂俩愣是把老太太伺候得很好。南方天气热，她们担心祖母生褥疮，每天都给她翻身、洗澡。祖母大小便失禁，她们就在床板上挖个洞解决她大小便失禁的问题。这一照顾就是8年。1965年，祖母去世，姑嫂俩才得到“解放”。
1960年我回国之后，带着未婚妻回了一趟老家。祖母眼瞎了，看不见就摸，摸到我脸上的时候碰到了我的眼镜，就说：“孙子戴眼镜肯定很漂亮。”摸到的我未婚妻脸上时，发现也有一幅眼镜，祖母就说：“哎呀，姑娘家戴什么眼镜啊！”奶奶对我俩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在祖父当教师的年代，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祖母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大概在1956或是1957年，由于患了白内障，祖母变成了瞎子。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我们家里吃得不好（谁家都是如此）。那时候，祖母总是骂我母亲，说没给她好东西吃，但是她不骂我父亲。母亲感到很冤枉，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大家都没有吃的。骂归骂，祖母已经瞎了，母亲也能体谅她，从不和她顶嘴。
1960年，祖母黄阿桃
父亲
父亲叫林在慎，生于1902年。母亲叫朱义贞，1904年出生。二人在结婚之前并不相识，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
父亲1921年毕业于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校，这所中学最初叫做“金山书院” ，后改为金山中学，也是我的母校。
父亲的中学毕业证
毕业之后，父亲当了小学教师。20世纪20年代初，父亲作为一个进步青年，跟共产党有所接触。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屠杀共产党员，他也上了黑名单。实际上，那时候父亲的革命意志并不十分坚定，只是外围组织的成员，不是共产党员，却也上了黑名单。他看形势不好，就跑到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去了。到安南后，他在一所中学里教中文。后来，由于水土不服，他患了病，而且国内的风声也已经过了，他就于1932年回国了。
他从安南带回一顶用软木做的白色凉帽。此后，他一直都戴着这顶帽子，直到我上了中学，甚至更晚的时候，帽子还在，后来搬家时把帽子丢了。这是我印象中父亲唯一一件比较珍爱的物品。
从安南回来后，父亲还是当教师，大部分时间在小学任教，也当过小学校长、教务主任，有时也在中学里当数学教员。有一段时间，父亲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以织毛衣为生。抗战初期，父亲在农村一所私塾里教书，在那里，他一个人教几个学生。那时候，我才5岁，开始接受他的私塾教育，当时我已经能背很多唐诗了。潮州沦陷后，1941年，金山中学迁至非沦陷区广东饶平山区凤凰镇复学，该校校长詹昭清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在他的邀请下，我父亲到那里去当会计，我家也随迁到凤凰。
抗战胜利后，金山中学迁回潮州市，我父亲仍在金山中学任职。后来，由于机构调整，他被调到汕头市第七中学当会计。他的会计业务很好，我脑海中记得比较清楚的情景是他左手打算盘，右手拿毛笔写字，记账记得很熟练。
在学习方面，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小学六年级时曾参加潮安县举办的名为“较艺”的学习比赛，得了全县第四名。那时，奖项称呼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进士”，所以大家管我叫“进士头”。当时，我领了很多奖品。父亲很高兴，还夸奖了我一通。父亲很支持我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
不像过去的封建家长，父亲对我的教育比较开放。他教我下象棋，父子之间经常对弈，有时我赢他，他会怜爱地夸我：“臭小子，进步了。”我小的时候，父亲喜欢打乒乓球，但家里没有乒乓球台，他就把家里的两张八仙桌凑在一起打。我们父子俩常一起玩，关系很融洽。
1951年我念中学时正值抗美援朝，不少同学“参军参干”，我也报了名，但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去，怕我有生命危险。为了这事，我们爷俩还“干了一架”。、虽然他不让，我最后还是报了名。遗憾的是，当时我又瘦又小，体检量身高、体重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刷下去了。除了这件事之外，父亲在其他方面都挺支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