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一天，我买了两瓶猪肉罐头，又买了一大堆土豆，用猪肉熬土豆，弄了一大锅，此外，我还用糖醋拌了两脸盆白菜心和豆腐皮。大家喝着酒，高高兴兴地送我走，也就此发泄他们的苦闷。
在夫妻两地分居的这些老师中，我还算是幸运的。那时候人事处经常召开座谈会，试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后来，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夫妻不能团圆的教师对人事处的控诉会。其中有一个老师，当时已五十来岁了，他老伴原来是在北京林学院工作，因为双方都是教师，他们假期还可以团聚。“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学院搬到云南去了，他便在会上说：“我现在去探亲，必须先坐火车到云南，然后坐汽车到×县，从×县到林学院所在地还要坐牛车，在那里住不了两天，我就得回来。”他最后跟人事处提出要求：“我们的团圆是没有希望了，希望组织上考虑等我们俩死后将骨灰放到一起。”由此可见，他已到如此悲观的地步了。
还有一个教师，带着儿子来参加座谈会。会议是在大教室中开的，会间，儿子说要尿尿，他就指了指讲台，跟儿子说：“去！到那里尿去！”三四岁的小孩儿也不懂，就走过去尿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位教师当时的心情。
如今，我与妻子结婚已50年，扣除12年牛郎织女的日子，好在还剩38年，还算不错，知足了！在我名誉受损的时候，妻子没有抛弃我，我一直感谢妻子对我的谅解和支持。
入职海洋技术研究所
1973年底，接到调令后，3天内我就赶到天津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连夜赶到了海洋技术所，所里员工都下班了，只有一个值班的干部在那里。当时就办理了报到手续，那位同志让我先休息两天再来上班。我连夜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住了两天后，就急忙回天津开始了工作。
我刚到海洋技术所时，所里总共才两百来号人。该所是1965年8月建立的，比较年轻，希望调一些比较老的知识分子过来加强一下队伍，这就是把我们这些人调进来的初衷。来所后，我被分配到二室搞技术工作。我学的是电机专业，该所没有对口的部门，只有海洋仪器设计和制造，于是在二室多普勒海流计组参加计数器的研制。当时我对数字电路的知识是零，只能从头学起。
1976年，我调到磁录式海流计组，并担任课题组长。在这里，多少还能够发挥我的特长，因为机械设计方面我还是比较懂行的。我负责萨沃纽斯转子型传感器和小尾舵式流向传感器的设计和制造，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制成了样机，通过水槽试验并撰写了“萨沃纽斯转子”方面的论文，刊登在《海洋仪器》杂志上。遗憾的是这个型号的海流计只停留在样机阶段，没有成为真正的产品。
在海洋技术所里，李允武同志是我比较知心的朋友。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本来准备留苏，因政审原因没有去成。后来在中科院声学所工作，1973年10月调来海洋技术所。在声学海流计课题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先后担任室主任、总工、副所长等职，1984年6月，担任海洋技术所所长。
老李知识面很宽，外语很好，懂英、俄、法、德等国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切磋翻译技巧，校对译稿，我们共同编辑了《中芬海洋技术研讨会论文集》和《海洋观测技术和应用论文集》，他对我们翻译的《海-气相互作用 仪器与方法》一书提供过很多实际的帮助；我们还一起参加过英语口语培训班，也算是一小段时间的“同学”。他当所长以后，在业务上、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多次陪他接待外国代表团，陪他出国访问，在工作中建立了互相支持和信任的关系。虽然他比我大一岁，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几乎从来没有管他叫“所长”，我把他看成是兄长，一直叫他“老李”。
2009年10月，老李不幸病逝。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到他家里祭奠时，顿足捶胸，哭出声来，我几乎是在喊：“为什么好人死得这样早？！”
1988年，接待苏联海洋代表团（右一是林恢勇，右二是李允武所长）
悼念周总理，险些上黑名单
1976年，周总理去世，因为这件事，我还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不管是所里开追悼会时，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我都忍不住掉眼泪。那时候形势很紧张，到了清明节，群众在天安门前悼念总理的时候，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那几天，我们这些革命群众也很想去北京悼念周总理，但是上面有精神，不许送花圈进北京，火车站也有检查的。然而，我们又想表达一下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因此，有些同志就在一起讨论该怎样表达我们的心情，大家觉得应该做个花圈，但这个花圈又肯定送不到北京去。讨论时我建议：“咱们做两个半拉的花圈，用麻袋装起来，到天安门前去组装。”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此，我和一位电焊工一起，用钢筋焊出两个支架。我们焊接的时候，被某个干部看到了，她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当时也没说啥。
当时根本买不到制作纸花的彩色纸，我们干脆就到百货大楼买绢花，制作成一个可以临时拼装的花圈，在绸带上写上“献给敬爱的周总理”、“108位革命群众敬献”的字样。
趁着出差的机会，两位同事将花圈装在两个麻袋里，坐上火车到北京，到天安门前组装后，向周总理敬献了一个直径1米的小花圈。同一天，北京重型机械厂送了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大花圈，他们俩开玩笑说：“哎呦，我们这个‘乒乓球’碰到了一个‘大篮球’了！”花圈虽小，但表达了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
后来，上头追问下来，某人“揭发”说：“我看见了，×××在那里焊接，×××送的花圈。”指名道姓，大有清查之势。好在当时领导干部还比较明智，说：“行了行了，送了就送了吧，这一百多人到哪儿查去！”上边不查了，这事就过去了，我也逃过了一劫。
可这件事还没有完。当时去天安门送花圈的那两位同事中的一位，亲眼看到了在天安门前发生的一切后给亲戚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天安门事件”的一些情况，并对当时的执政者表示了不满的情绪。后来，信件被人发现了，所领导找这位同志谈话，要他认识错误。我爱打抱不平，认为他写的是事实，不想又被汇报上去，被领导叫去训了一通。好在最后还是有惊无险，没有留下后遗症。
学外语用外语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所里希望培养一批懂外语的人才。所谓“懂外语”，也就是“不聋”、“不哑”、“不瞎”而已。为此，所里办起了口语培训班，由一位外语系毕业的同事来培训学员。
这位老师叫李景光，他推荐我参加入学考试。在这之前，我跟他有过一些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些英语上的问题，向他请教过，他大概知道我的英语底子。可某领导说：“林恢勇这种人培养他有什么用？”看来过去的政治包袱还在影响着我。后来，在科技处处长的坚持下，我参加了考试。得到考试通知是考试前一天的下午，而第二天早上8点就考试了，没有时间准备，只好肚子里有什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