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马西林同志就对我说，我们要像过去清华、北大那样，教师应该双肩挑。就是说既要任课，也要兼任行政上的职务。由此，他决定让我担任院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干了几个月，深感行政工作太繁琐，很不适应，就要求转回无线电电子学教研室单纯搞教学，并兼任副主任。当时，老龙任主任，还有一位科大的老人赵战生也任副主任。
当时我上班也很费事，好在研究生院秦副院长住在北京商业学院附近，彭副院长住在新中街，每天上班有一部小车接送，我住在东大桥，可以就便坐这趟小车。我在兼职院办期间，周日和节假日要轮流参加值班，这时就没有便车可坐了，只好坐公共汽车。从家中出发，先到地安门乘305到北沙滩，再换车到肖庄。
1979年，当研究生院要在林学院动工修建新楼时，矛盾出现了，大批原来的北京林学院的师生回到北京，纷纷和研究生院争抢地盘。工地要开工，推土机开动起来挖掘基坑，为了争取北京林学院能回迁北京，一群群的老太太躺在推土机前拼命，使得施工工作没法进行。而回到北京的林学院学生就争抢礼堂、食堂、宿舍、家具……
就这样，他们容不得我们去讲理。若跟他们说农林部罗部长把林学院卖给我们了，他们也不会认。他们管不着罗部长的事，只知道，眼前就是中科院研究生院占了他们的地方。看来，研究生院不另找地盘不行了。研究生院领导层，比如钱志道副院长，都巴不得能在中关村找一块地皮修房子，可是哪里容许你插足中关村哟！
那时，中科院在朝阳区大屯一带规划了一大片地方。在北京市的规划中，这一带是和将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用地相邻的，研究生院的领导也多次去察看过。当时那儿都是农田，尽管买地很便宜，一亩地只要一两百元，可是一切基本设施都没有，若研究生院孤孤单单在那儿建起来，大家在那里怎么生活呀？不想，29年后，这一带变得高楼成群，宽阔的高标准道路成了网，奥运公园、运动场馆分布各处，原有的荒凉一扫而空。中科院的“天、地、生”科研园区也建成了，环境很美好。这是当时所想不到的，因而失去了良机。好在现在研究生院还是在这儿建起了一栋大楼，供天、地、生的研究生学习和住宿用。
后来，研究生院还是从自身挖掘潜力。中国科技大学被迁到合肥去后，玉泉路的校舍北边一带被高能物理所占用了，南边仍然由科大留守处使用着。面积是小了一点，但总比无立锥之地强，所以在1980年，研究生院终于从林学院搬到了玉泉路科大旧址南边部分。当时，校门口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中科院研究生院”，另一块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现在已完全正名为“中科院研究生院”。
1980年，与中科院研究生院同事们合影（前排左二为曾德汲）
转调到人民邮电出版社
自那以后，我去上班都要从朝阳门外东大桥乘公共汽车穿过整条长安街、复兴门、复兴门外大街直到玉泉路，经过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四个区，往返要花费近4个小时，实在辛苦。而且年龄已超50，身体多病，扛不住每日长途跋涉了，就想另找一个近一点的单位，可以不这么劳累。于是，我马上就想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那时出版社在王府井南口，从东大桥到东单只要花十几分钟乘车。
1984年10月初，我就去了邮电出版社找老同学陈新元。他说1978年我曾想去出版社时，党委就讨论过，大家是同意的。当时只因邮电部没有北京户口指标，进不来，现在没有户口的问题，就好解决了，问题是研究生院放不放人。当时，党委书记马西林已调到合肥任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了，新来的党委书记张慕棠不会留住我不让走的。果然，我向他说明原因后，他同意了我的要求。
当时我要离开研究生院还有一个原因。虽然1980年我已在研究生院被提升为副教授了，但那主要是因为国家要还老知识分子的债，一般资历够的都能被提升，而下一步提教授恐怕就不会这样轻松了。再者，我又不是科技大学科班出身，人事关系就没有优先的条件。如果我到邮电出版社，我好赖是邮电系统的老人，而此时出版社的新领导们说起来都是北邮的学生，这点面子怎么也得给吧。果然，后来提编审（相当于教授）时就很顺利。
到出版社报到后，陈新元告诉我，有三个部门由我挑，一个是教材编辑部（常要出差），另一个是电信科学编辑部，再另一个是新成立的国际文献编译部（主要为国际电信联盟和万国邮政联盟编译出版中文版技术文件）。我选了国际文献部。
我到人民邮电出版社时已经55岁，离退休只有５年了，好在同事们都比较熟。当时国际文献编辑部暂时放在总编室，由总编鲁岚峰同志当头，我和老鲁是老熟人，能够处得好。国际文献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口国际电信联盟的，使用的文字是英语；另一部分是对口万国邮政联盟的，使用的文字是法语。我在“国际电信联盟”部分工作。
为什么人民邮电出版社要成立“国际文献编译部”呢？因为之前联合国在文件中使用的文字只有法语、英语、西班牙语３种，大约在1980年以后，把语种扩大为６种，即法、英、西、中、俄和阿拉伯语。我们“国际文献编译部”的任务就是为邮联和电联出版中文版的全套文件。电联把英语版的文件寄给我们，我出版社就组织邮电研究院有关的研究所参加电联会议的人来翻译文件。稿件交来，我们负责审阅、校对、制版、印刷，然后把印好的中文文件寄给电联，电联就根据出版量付给我们出版费。
我刚到国际文献编译部时，就碰到两位特约编辑和电视广播局的吴××在为稿件发生矛盾，我就参与了调停，把分歧解决了，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我又安排了发稿、出书。平常工作，在没有稿件审阅时，我自己也进行少部分原文文件的翻译。后来，国际文献编译部脱离总编室独立，室主任是黄万璋，他是北京邮电学院1956年有线电信402班毕业的学生，是我从重庆大学带到北京邮电学院的，我也给他们讲授过“电信线路设备”一课，我是他的老师，我们自然很熟悉。1989年，一大批老同志都退休了，吴菊生继任室主任，我退了以后，还返聘了几年。
1990年，与人民邮电出版社总编室同事们于中山公园合影（前排左二为曾德汲）
欧美同学会的活动
欧美同学会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所管理的19个人民团体（含工会、妇联、少先队、欧美同学会、黄埔同学会等）之一，书记处委托统战部代管，也和全国政协挂钩。
欧美同学会成立于1913年。那时，从欧美各国学成回来的留学生（即今天所谓的海归）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有一个开展社交活动的场所。最初这个场所是在正义路南口的“六国饭店”，但那儿洋人很多，洋人那高傲自大的神气让中国留学生十分气愤，于是他们决定自筹资金另建会所。那时，在今天欧美同学会会所处（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有一个喇嘛庙年久失修，有意出售地皮。于是一百多个同学，每人捐献100个银元，集腋成裘，汇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一部分用于买下喇嘛庙，一部分用于修建四合院。建成后，同学们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当初，他们也不曾想到60年代会有这么一个“文化大革命”，会有人趁势霸占欧美同学会会所，十多年不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政策落实后，会所归还了，于1982年，欧美同学会才得以恢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