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又找到一处可以吃到鱼肉菜的地方，那就是农展馆内南头最里面的一家餐馆。每到星期日，上午10点前，不少的人就去门口排队等候就餐。10点开门时，大家鱼贯而入，找好席位，点菜付钱。11点多，菜饭都一起送来，菜量比较大，我们通常吃一条红烧鲤鱼、一个炒回锅肉、一碗白菜豆腐汤，一人两碗饭就可以吃得很饱了。当然，这种大众餐馆在菜品的烹调技艺上就远不如四川饭店或曲园了，但是这也很不容易了。
1960年冬的一天，我在关东店路边看到一位农民拿了一只猎获的野兔，要价3元，我马上买了下来。回家后，自己动手剥去毛皮，掏出内脏，把洗净的兔肉腌了起来，冷冻保藏在阳台上，以后每周割一小块，蒸熟后，作为一道荤菜助餐。当然，兔内脏也还是不能扔掉，洗净后做成炒兔杂碎，这也是难得的一盘荤菜嘛。有一次，我带了副食本在东四一家鱼店购买当月的定额鱼，一个女售货员好心地多卖了我一斤干腌鳗鱼，这三斤多干鳗鱼也吃了好几次。
1961年，我回到学院教学后，孝惠不再是“单身女性”了，我们有一间住房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时朝阳医院领导又出了一个怪招，说是人员多了，宿舍不够，实行两家人合住一间屋，大家轮流住。当时孝惠是内科党支部书记，响应党委号召，把自己的一间住房退给了医院，去和妇产科主任田凤鸾合住。她在1号楼2门三层中单元有一间12平米的房间，孝惠同她两人合住，限定我只能周六、周日回家，其他时间只能住在学院学生宿舍里，和我的助教合住一个单间。
最初，我们还真是老老实实按规矩办，我只有周六、周日回家。平时如果回来了，就让林文涛把他所迁住2号楼的厨房让出来，给我们住一宿。后来我索性不管了，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大不了就是和50岁的老太太同屋住吧。后来田凤鸾大概也无可奈何，就不来住了，我们才单住一间。
1962年的春天，我在关东店街上看见一个农民在卖白薯秧子，一小把一元钱，我突然想，何不买几把来试试种种，或许可能得到丰收。买回三把白薯苗，我找到新建的首都医学院教学楼西边的一块施工后留下的闲地。那地方大约有3×10平方米的面积，我把破砖、碎石、混凝土块清理掉，将土地深翻一遍，培成垄，浇上水，等到土将水吸收透后，就在垄上插入白薯苗，在这30平方米土地上，正好插完了这六七十棵薯苗。
本来这块土并不适合种植，但由于近旁有一个消火栓井，节门漏水，井里总是灌满了水，这样，浇水就很方便了。我隔天浇一次水，每周施一次肥。肥从何来？几个化粪池中粪肥充足，任你掏舀，无穷无尽。我在花园中拾来两个中号陶瓷花盆，系上绳索，弄来扁担，就把化粪池里的熟粪掏来倒在垄沟里。5月至9月间，阳光充足，白薯秧子长得十分茁壮，我每隔十天半月就得翻翻薯秧。
八九月时，白薯的块根越长越大，慢慢长大的白薯有一部分都露出土来了。副食店上门卖菜的老头都连连称赞：“我就是种地出身的人，还没见过长得这样大的白薯！”那时，宿舍居民风气都很好，从来没人去偷挖白薯。等到国庆后，我们全家出动去收白薯，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往家里运，存放在阳台上，足足收了一百多斤。在此之前几年，我家粮票总是十分紧张，粮食不够吃，肚子总是半饥半饱的。这一来，从此不再缺粮了，加上后来国家又给讲师以上的知识分子每月增发2斤黄豆、1斤红糖，我们家每月就有了4斤黄豆2斤红糖，这才算是从饥饿中摆脱出来。
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主持了大会。大家讨论了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断了十几年之后，怎样让我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加速追赶世界科技突飞猛长之形势的问题。会上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再也不能让许许多多科技人员被禁锢着不能发挥作用。为此，全国各界科技人员齐声欢呼。闭幕式上，郭沫若做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次大会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叫做“科学的春天”。
我那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工作的好友孟汇丽，看到我近十年无所事事，就出主意让自动化所出面，给21基地政治部发出商调函，把我和龙文澄夫妇一同调到中科院，我就安排在自动化所，老龙夫妇来了再具体安排。基地政治部人事处迫于形势，马上把我们的档案转到了中科院人事局，同意我们调到中科院。老龙调到21所后，一直感到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研究室里，和忻贤杰处不好。对此，所长张超也知道，也向基地领导汇报过。记得有一次，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在301住院，我去看他，他就问我：“像老龙这样的人，在北京好不好安排？”我就明白基地要把老龙调走，我立即回答：“只要基地能放人，我可以帮助在北京给老龙安排工作。”这次趁科学春天的东风，果然实现了我的诺言。
我们这次从基地转业到中科院，走的是与一般转业不同的途径。我们是先有了去处，再按所属系统逐级上报办手续的。由中科院人事局致函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干部部，干部部向总政治部干部部写报告，要求总政干部部下达转业到北京的名额，名额下达到基地后，我们再去基地办手续。因为我们是既成事实，办起来特别快。1978年10月初，老龙和继棠回新疆办手续、运东西，我因病情不稳定，就没去，一切都由老龙全权代办。所以，我实际上自1972年10月下旬离开红山后，就一直都没回去过。
1978年10月下旬，老龙夫妇从新疆回到北京，我们马上到三里河中科院院部人事局报到。很巧的是，我在那儿碰见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同事和留苏同学邓乃炯，他正办手续准备调往广州的广东分院电子所。后来，他在那担任了电子所副所长的职务。在人事处报到时，我本来要去自动化所，恰巧碰见中科院研究生院人事处处长栾蓝玉，她得知我原来是北京邮电学院的讲师，就极力拉我去急需教师的研究生院，我说我的档案都调到自动化所了，她说不管他，档案的事以后由她去办理。于是，我们三人就一同去研究生院了。
转业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工作
研究生院是中科院新建立的单位，那时该院正在创建中，位于清华东路肖庄的北京林业学院内。北京林业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强迫搬迁到云南，校园被农林部占用。之后，农林部罗玉发部长与中科院达成协议，中科院用2万多平米的新建指标和城内一大批平房换取林学院全部地皮和房屋，以便在这块土地上建设中科院半导体所、环境化学所和研究生院。可是林学院还有一大批职工和家属仍住在一些楼房里，研究生院除了占用教学大楼外，只能在院内空地上安装了许多活动板房来作为办公室，教师们只能打游击安排住处。龙文澄、张继棠夫妇报到后，就在保福寺地区的农民家中租赁空闲房间作栖身之处。
1978年11月，研究生院在原北京地质学院礼堂举办开院典礼，然后就开学了。那些研究生在七八月份就通过考试被招收进校，住在教学楼里。教师主要是各研究所的研究员。十年“文革”动乱，1978年才恢复研究生招生，生源是个大问题。因为这10年内没有大学生毕业，只有尚有进取心的老的大学生、在职人员或曾经自修过相应专业大学课程的具有同等学历的高中毕业生。确实还真有学识水平不错的高中毕业生考上研究生的。
研究生新生的基础课程由研究生院各教研室的教师来担任，专业课程则由中科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来担任，研究生院各教研室和各所的教育处协同安排专业教学。例如我们无线电电子学教研室就要和电子所、声学所、计算所、自动化所的教育处来协同进行这四个所的研究生的专业教学。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还在逐步进行中，“文革”的不良影响还在一些人的脑子中作怪，有的研究生对专业教师不够尊重，随意写大字报，课堂秩序欠佳等。这期间，研究生院加强了与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联系，争取派出一些出国深造的研究生，也聘请了一些知名外国专家来院讲学或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