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后约一年许，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了，基地还是迁回来了，因为在成县、徽县根本没法开展工作。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1971年10月，大约是月中吧，基地党委通知团以上党员到马兰开会。大轿车把我们拉到大礼堂前广场，我们下了车，看到气氛不同寻常，礼堂外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除了参加开会的人外，任何人不准接近礼堂。我们都在猜，怕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礼堂里坐满了各单位的人，大家都在等待听传达。人到齐了，廖政委就开始讲话，他说：“今天向大家传达林彪叛逃的事……”话音一出，大家吃惊不小：怎么回事？听错了吗？林彪叛逃？他是副统帅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他叛逃什么呀？大家四下张望，一头雾水，吃惊不小。
接下来，我们才听到一些详情。据说，林彪对“四人帮”这帮秀才早就心存疑虑，秀才们要抢班夺权，他可能不仅接不了班，还会被处以极刑，他怕极了。尤其是他那“老虎”儿子和野心勃勃的臭老婆叶群搞起了“舰队”，把空军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毛泽东外出串联各方诸侯，也差一点被“舰队”的人炸死。我们想：哎呀！不得了，“宫廷政变”！
其实，在毛泽东把林彪树为唯一的亲密战友时，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就提出过异议说：“井冈山会师，明明是朱德和毛泽东相聚在一起，怎么最亲密的战友会是林彪了呢？”林彪乘飞机出逃，后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
“文革”中寻求转业
由于我的健康状况不好，21所党委决定让我请病假回北京治病。我动身从新疆回到北京时，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饮食、睡眠都极不正常，晚间不能平躺床上，必须用棉被叠起来垫在上半身下才能勉强睡几个小时，骨瘦如柴，体重减轻了许多。孝惠带我去阜外医院会诊，又曾去西苑医院找陈可冀会诊。陈可冀是福州医学院毕业的西医人才，为了能系统地掌握中医的理论，向知名老中医拜师，专门学中医，在冠心病的中医治疗方面有心得，后来由于在西医学中医方面有成绩，成为院士。
北京的医疗条件很好，由于中、西药同时并进，各种症状逐渐减轻。没想到的是，在1974年春，我偶然间因清理缝纫机下蹲，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并恶心呕吐，初步诊断为椎基底供血不足（后来有了ＣＴ后才被确诊为脑腔隙梗塞）引起的脑缺血眩晕。从此，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生眩晕，往往要用改善脑供血的药物静脉输液几天才能好转，而脑动脉硬化引起眩晕和心绞痛一样，都很麻烦。看来，这完全表明不可能回21所工作了。
这期间，一大批被关入牛棚的高级干部被陆续释放出来，有的经过长时间的关押，身体不好，患冠心病的不少。原文化部副部长李琦也是多病、衰弱，住院时是孝惠的病人，经过治疗，病情有所缓解，出院回家后，住在晨光街高干公寓。我们的朋友王海清、侯真是李琦的老朋友，有一次我们相约去李琦家拜望他。李琦了解到我长期生病在家，又回不了部队，很想帮助我转业回北京。我写了一个简历给他看，他了解到我过去有过一些译著和工作业绩，知道我在国防科委系统工作。那时，正好陶鲁笳从山西省委书记岗位上调任为国防科委主任，李琦和陶主任有交情，就让他秘书给陶主任的秘书打电话，说了我转业回北京的事。陶主任不管具体业务，让秘书打电话给朱光亚，请他处理，可是朱副主任不认识我，一点也不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是21基地的人，就询问在科委任参谋长的张英，张英把我在基地的简况告诉了朱副主任。
正巧第二天下午，我在百货大楼门口碰见了四号首长（张英），他说朱副主任昨天还问起过我。后来，他安排科委政治部干部部的于所翰副部长给我安排转业。我见到于副部长时，他问我有没有去向，我那时考虑到二机部在大北窑有一个北京综合仪器厂，离朝阳医院最近，觉得去那儿比较合适。
综合仪器厂的党委书记就是原来毛主席的警卫员严长龄，王海清（原来做周总理的秘书，常和严长龄他们在一起）、侯真和他也很熟，完全能帮助说上话。偏偏这时21所科技处有个参谋也转业在那里，他怕我去了会揭发他的一些不光彩的老底，于他不利，他就编造假话，说我是旧知识分子，侯真一听火冒三丈，说：“老曾是党培养出来的科技干部，怎么会是旧知识分子呢？”
无巧不成书，这时节，江青又节外生枝，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这一来，全军干部又冻结了，于是我转业又转不成。但也好在没转到北京综合仪器厂去，后来这个厂发展不好，成了一个半倒闭的企业。我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同学岳玉珍就在那里工作，她说她退休以后关系都转到街道去了，收入比较低，医疗待遇方面也不理想。
在贫困的日子里
这里所说的贫困，不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也不是说临近解放的前几年，而是人民翻身做主以后的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极左思潮和盲目的偶像崇拜，把人的思想禁锢了起来，人的创造性、能动性降低到了极低的水平。上层建筑的这种退化，必然要大大破坏生产力，使得物质生产降低到可怕的水平，贫困也就是必然的了。当年的一些事实，在今天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年轻人看来，一定会当成笑话的。
有二十多年的岁月，每人每月只享有半斤油、三两肉，过年过节才能凭副食本买一小点虾米皮、黑木耳、黄花菜，买回家后，当成宝贝，不轻易拿来加在菜里增加点鲜味。
在北京，每户每月可以凭副食本到大一点的副食店交一斤粮票，买两三斤豆腐。那时，吃豆腐也像吃肉一样稀罕。买豆腐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到处寻觅，看准哪家副食店头天下午来了豆腐，第二天一大早5点钟就去排队，如果去晚了，排在十几号以后，那就没有可能买到豆腐了。记得那时朝内菜市场每星期一、三、五早上卖豆腐，朝内菜市场在北京是数得上的大型菜市场，每次有五六屉豆腐卖，可以卖给三四十户。若想买豆腐，早上5点就得在市场旁门外排长队等候，需等上两小时，等旁门开了，会出来一位售货员，把排队长龙引到肉菜厅去，开始卖豆腐。为了每月能吃上豆腐，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奋斗。那时，我们听说哈尔滨市豆腐好买，基本上不限量，据说是市委专门拨出一批黄豆来生产豆腐，保证市民能吃上豆腐。当时我们真羡慕哈尔滨人有福，能有这样一个体贴老百姓的市委。北京市的官老爷们，他们是不缺吃穿的，不会想到老百姓买豆腐还这么困难。
不过有一种“奋斗”至今还羡慕，那就是买排骨。排骨可不是你保证能买到的商品，要碰运气，要眼睛锐敏一些。傍晚时分，不妨到附近几家肉铺转转，看看送肉的冷冻车卸车的情况，是不是卸下几扇排骨。如果卸了排骨，次日早上就更得早起，大致得早上4点就去肉铺门口排队，肉铺7点开门，一般只有前三五个人能有此好运。因为不限量，卖完拉倒，所以前面的人总是买整扇。那时排骨带腔骨并不贵，每斤不过0.385元，一扇十几斤，也不过五六元钱。买回去，一扇分两次吃，全家人大快朵颐，吃得眉开眼笑，胃肠大享其福。今天就没有这种便宜可占了，十一二元一斤的排骨，哪个肉摊都有，随时可买，就是多掏点钱罢了。
那期间，吃饭总觉得欠饱。有一次，我在朝外大街一家商店前走过，看见不少的人在那儿喝啤酒。都夸啤酒是液体面包，可以顶主食，我就冒昧地进去喝了一杯。其实我这个人对酒精过敏，平常是不喝酒的，这次就真冒失了一点，过一会就觉得两颊发热，估计一定红得像关云长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去一家小百货店换灯泡，前一天刚买一个新的灯泡，回家后往灯座一插，“噗”一声就烧断了灯丝，当然是产品本身的问题，商店理当给换，可是售货员死皮赖脸地就不给换，还说我喝醉了闹事，气得我火冒三丈。然而，不管怎么和她讲理，她仍然死活不换。我没法，只好直接到呼家楼北京灯泡厂找他们销售科，销售科的人立即给我换一个新灯泡，并且说那个售货员不对，进货时，都给他们附有备用灯泡。也许我不该喝那杯啤酒，不喝酒，不红涨着脸，她也不会这么节外生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