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回红山，21日在西安转车，当时还没有北京直达乌鲁木齐的69次车。那天，西安正在大游行，要砸一家报馆。因为头一天这家报馆出的报纸，一面印着毛泽东的大像，照片背面正中的文字印了“纸老虎”三个字，于是红卫兵硬说报馆骂毛泽东是纸老虎，那当然是罪大恶极了，后来就把那家报馆砸得稀巴烂。
回到马兰，我们才看到基地也是乱哄哄的，文工团的“反到底”和“戈壁红旗”两派斗个没完没了。本来基地是正面教育单位，可是政治部的文工团却是“四大”（指“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单位，火就是从四大单位烧起的。文工团只有几十个人，本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之火把基地烧得“遍地狼烟”。“戈壁红旗”看准了21所是“薄弱单位”，就从马兰窜入30多公里外的红山来串联，火一点燃，马上烧起了熊熊烈焰，不少的人下山去支援受基地党委压迫的造反派“戈壁红旗”，不是“四大”单位的也就开始卷入“四大”了。
1967年春，红山21所也卷入了造反夺权的大闹剧，弄得不少单位处于瘫痪状态。我因公开说了不要对下山的人采取申斥的做法，就背上了“技保处造反派的总后台”的恶名，退到屋子里深居简出，不参与那些是是非非。可是9月18日，基地党委通知，9月19日要在马兰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庆祝林副主席支左爱民讲话发表一周年。既然是党委的决定，作为党员就不能不服从了。
19日那天，我也只好随大家出发，从食堂领了干粮，乘车到马兰广场上站队开会。先是各级领导讲话，然后由群众讲话，表决心，马拉松会开得很长，快到下午5点了，讲话结束，人困马乏，我满以为该快快地回红山了吧，哪知还要游行。队伍从广场出发，沿着马路向东走，到第一招待所西边，转向南，再转向西。在经过36团（汽车团）时，由于36团“老保”（指“保皇派”）占绝对优势，造反派来劲了，口号喊得特别响，大约这样就刺激到36团的人了。在21所的人通过时，突然从36团那边的树林里飞出很多石块，有人头被砸伤了，鲜血直流，大家一边快快跑开，一边大骂“老保”。跑回广场后，众人又站起队列不回红山了，要声讨“老保的罪行”。于是声讨、批判大会又开始了。那么多的人不走，车也不开了，我也不可能独自徒步走30多公里回去，想想，只好站在队列里等着什么时候开车吧！天慢慢黑下来，路灯也亮了，我又饿又困，但也无可奈何。
“文革”中记事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响了，大家都很诧异：哪儿来的枪声呢？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枪声越来越密集，接连响了起来，对方先是向着高空开枪，接着向着广场低空开枪，显然，这是有预谋的挑衅。头头们也知道来者不善，留在广场就会有各种意外，于是快快地把广场上的人迅速撤到广场近处后勤部的办公楼中去。这个四层的建筑，过道里可容纳不少的人。我们技保处的人都走散了，只有我和杨进明在一起留在三层的过道里。我们两人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靠墙坐在地上，我们也没曾注意这个地方正好对着外墙的窗户。
起初，开枪的人是朝天放枪，后来胆大了，索性对着办公楼开枪了，一颗子弹从我们头上的墙壁穿过来，射到走廊里弹来弹去，把我和小杨吓得抱头躲到一边。走廊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困极了，只好躺在地上，地上硬邦邦、冷飕飕的，那滋味真不好受。有人想从一楼旁门溜出去，转移到第一招待所去找间空房，想在床上躺躺多好。可是一往外溜，枪弹就朝着人打来。据说打死了一个，打伤了几个，546医院开了救护车来，对方也不让他们靠近抢救人，一靠近就朝车开枪。下半夜了，枪声稀疏了一些，但是只要哪儿有撤离的动静，就立马朝那儿密集地开枪，整整折腾了一夜。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了，月黑杀人夜过去了，枪手们开了一夜的枪，大概也累了，枪声停了。我们已十多个小时粒米未沾，大约是精神紧张的缘故，好像也不觉得怎么饿。我们从后勤部办公楼走出来，一切如常，马路上、广场上空空荡荡的，可是仍然没法回红山，听说路口都有“老保”把守，不让21所的人通过。大家都担心，以后怎么办？
听说有人在发电厂的礼堂里正和基地领导谈判。我走到电厂礼堂去看了看，舞台上桌边围了许多人，有人正在和司令员一号首长谈判，1号也很疲惫，看来他也是为这几百人操尽了心。后来，有关各方谈妥，把21所的人全部暂时送到博斯腾湖边上的124团（工兵团）驻地，安排临时住宿。由于124团不是“老保”，不会对21所的人有敌意，由他们出面来暂时解决眼前的困境最恰当。
过不多久，来了一些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博斯腾湖边上的营区，那儿已准备好住房和食堂。分配好床位后，主方就让大家到食堂吃早饭。我原来以为这样仓促，人又这么多，吃饭问题恐怕就只能应付一下了，一进食堂，打来饭菜，竟然出乎我们预料地令人满意，大家由衷感谢124团领导的周到安排。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沿岸土地肥沃，灌溉也很方便，所以战士们种的蔬菜长得十分茁壮，圆白菜每棵有几斤重，西红柿又红又大，他们自己根本吃不了，甚至烂在地里了。我觉得很可惜，我最爱吃白糖拌西红柿，就到军人服务社买了几斤白糖，在地里挑选那些熟透了的西红柿，摘下来，到洗脸间洗干净，拌上白糖吃起来，真是百吃不厌。我想，若在红山，就是拿钱也买不到呀！
在124团住了几天后，恶劣的形势日趋缓解，把守路口的卡子也撤了，车辆交通也恢复正常了，所里派来大轿车把我们拉回红山，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性事件终于结束了。事后据说，有关部门还曾经来查过基地的枪支弹药，结果是丝毫不少。天知道！开一夜的枪，打了上千发的子弹，是从哪儿弄来的？岂不怪哉？！什么人能做这样的大手脚？令人费思量！话又说回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开枪武斗是司空见惯的，重庆市开枪武斗持续了几个月，死伤的人数以千计，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谁能去查得清呢？！
几个大事件
收听中央领导关于九大筹备工作的广播
那是在召开九大之前关于九大代表提名的会议,我们是在红山服务社附近听的现场广播,信号是由电话线送来的。中央领导大部分都参加了大会,有人提议陈毅可以做九大代表,陈毅说：“我不够资格。”毛泽东马上接过去说：“你可以代表右派嘛!”那时，中央开会排坐次都是左右分明的，紧靠毛泽东左边的一定是林彪,右边就是周恩来。所以，很明显就是把周总理算到右派里面的一员，紧靠林彪的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了。
我们听后,觉得将陈毅列为右派是很不恰当的。陈毅这样赫赫有名,从南昌八一起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任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副总理,可以说是功勋卓著的。我还记得陈毅在八一起义后被蒋介石军队围困时躲在高梁丛中的一首诗，最后两句是“此去泉台率旧部，十万旌旗斩阎罗”。在那样的危急情况下，陈毅依然意志坚定，斗志昂然，能是右派吗？
其后，陈毅得了直肠癌，本来直肠癌是可以医治的，至少可以延缓死亡，可是陈毅竟于1972年2月5日去世。2月6日早上，我去兴城国防科委疗养院疗养，刚下火车就听见广播说陈毅去世了，心中真不是滋味。直到现在，每当开会看到他儿子陈昊苏，我就会想起陈毅和他所受到的极不公平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