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午，我们早早吃完了中饭，大家集合后登上了附近的一个小山顶。我们坐在山上，远望着50公里以外的核试验场爆心，听着喇叭中传来倒计时的报时声。当听到10、9、8……时，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背朝着爆心，因为当时还来不及为每个人配备直接观察核爆炸的高度滤光保护眼镜。过了片刻转身看时，远处已升起蘑菇云。“爆炸成功了！成功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打破了戈壁滩上的寂静，大家跳跃着，相互拥抱，热泪从两眼中流了出来。
当天傍晚，驻地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张爱萍将军向广大参试人员祝贺核试验成功，并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向全体人员的祝贺和问候。会餐的宴席十分丰盛，众人面对着佳肴美酒，准备一醉方休。我们指导员（后来改为政委，因为研究室是团级单位）陈贵森同志喝得酩酊大醉。紧接着，驻地又举行了文艺演出。漆黑的戈壁之夜衬托出灿烂的灯光，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场景令我们终生难忘。由于我在第一次核试验中工作努力，基地党委为了表彰我，授予我军级三等功。
关于两弹一星的事业，几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过明确的指示。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几十年来，国际关系演变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前两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如果不是抢先发展了两弹一星事业，我们就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受到国际强权势力的挤压，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的确，我们要记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无论国家多么富裕，也不能丢掉这种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2004年，在纪念我国第一次成功核试验40周年的时候，CCTV-1的“共和国档案”和“见证亲历”两个栏目邀请了一批参加过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有关技术人员参加回忆首次核试验录像的拍摄，我也有幸参加了。尔后，这个节目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播出，外地的亲戚、朋友、老同事都观看过，他们也打来电话谈及。我所遗憾的是身体受试验场区核爆炸的剩余核辐射长期照射的影响，健康状况不佳，最后只得退役到地方，没能实现把终生奉献给核试验的诺言。
重返核试验场
在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后约一周，21所领导下达命令，让器材处赵香泉处长、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张士卿和我立即返回核试验场，了解核爆炸后，场区各项关键设备受损的情况。当时只知道场区在核爆炸后，核辐射的强度已降低到不致造成急性放射性病的程度，然而低剂量的核辐射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低剂量核辐射较长时间的照射会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大的影响。
强烈的责任心压倒了任何私心杂念，我们3人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地在核试验场巡视了3天，认真检查了有关的站点，在没有发现重要设备有明显的损坏迹象后，我们才返回到了马兰地区。万万没想到，在上世纪70年代，赵处长就患癌症去世，后来张副主任也发生脑梗塞成为了植物人，拖延一段时间也去世了。
我自己在1965年夏天参加野外勘查地下核试验场时，莫名其妙地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搏动出现二联律，持续十几小时，十分难受。随队军医连夜把我送回马兰村，我住进了546医院。此后，我的身体又出现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先是头发大量脱落，紧接着发生莫名其妙的严重失眠。我整夜没有一点睡意，躺在床上，戴上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凌晨1点半，播音结束，我还是没入睡。到清晨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开始广播了，仍然醒着，直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新疆地方时间6点）才迷迷糊糊睡上一个来小时。后来病症又发展为胸前憋闷，我整夜不能躺卧，食欲大减，以致体重急剧下降，形销骨立，经门诊、住院、疗养均无显效。后经21所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病假准许返回北京治疗，后我被确诊为得了冠心病伴心绞痛。对症治疗后，疾病有所缓解，但我一返回部队，疾病便又复发了。
从1965年以后，我虽然带病，但仍然坚持在试验场区工作。1965年5月，我国进行首次机载空投原子弹试验，我参加了某站遥测设备的调试工作，成功排除干扰，保证了一批测试仪器在核试验中成功取得数据。因此，基地党委授予我军级二等功一次。1966年5月，在我国第三次核试验中，我又获得军级三等功一次。从1964年到1968年，我参加过地面核试验二次、空中核试验三次、氢弹试验一次、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一次、地下坑道化学爆炸模拟试验一次。由于健康状况每况越下，1978年，我不得不转业到中科院研究生院任教。
荣获军级二等功
1965年5月，国家要进行新的一次核试验，由轰-6轰炸机空投原子弹，这次试验若能成功，我国便拥有能作战使用的核武器了。这次试验的中心地区是7号场区，测试探头大都围绕着爆心投影点布置，测试工号分布在爆心投影点的西边，其中＃20工号集中了装甲兵、炮兵、铁道兵及铁道部铁科院等单位的遥测记录仪，布点特别多。
从测点处的传感器到装设记录仪器的地下工号，需要很多组电缆线对，在选择电缆类型时我不在场，有人给他们推荐了某种铅包四线组电话电缆。这是我们场区控制电缆网所选用的电缆，这种电缆线对多，看来似乎对＃20工号很适用，然而，他们忽略了线组间抗干扰的能力不足的缺点。
5月初，场区电缆网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我的本职工作少了。这时，各个工号都在进行调试，＃20工号发现严重的干扰现象，简直无法正常工作。这时，离执行核试验的时间很近了，如果不排除干扰，＃20工号就会拿不到任何测试成果。一时间，大家都急不可耐，赶紧将情况汇报到了场区指挥中心，领导将排除干扰的任务下达给21所，董寿莘副所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来到＃20工号，发现他们大多是用某种仪器来测量核爆炸时效应物在冲击波作用下产生的应力、应变或加速度等力学参数的。说实在话，对于这些，我是外行，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要做先生，先做学生”，我必须从头学起。
经过反复研究，我弄清楚了仪器的工作原理，并最终找到了克服干扰的办法。＃20工号的危机过去了，一时间，大家都高高兴兴，信心百倍地投入了调试工作。
通过这一次的教训，我更加重视了解各个电测系统的工作情况，主动走访各电测单位，对测试系统的工作原理、信号频谱、传输要求进行全面了解，预先给防止干扰的工作做安排，以减少在临试前出现干扰时才来排除干扰的被动局面。
在＃20工号排除干扰的过程中，有两位少将——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多次来参加我们的技术讨论会，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工作进程，知道我在这次排除干扰的工作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张司令员在试验完成后的基地党委总结会上，提出给我记军级二等功。那时，给大尉以上（行政17级）干部记军级二等功是需十分慎重的，要报到国防科委党委审查批准。
在这次核试验中，大尉以上干部获军级二等功的，就只有我和吕敏两人。自我来到基地以后，各级领导便对我都有很好的印象，尤其是基地高层领导。他们很看中我，常说：“老曾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吃苦耐劳完全像一个老干部。”1965年下半年，基地领导将我报给了国防科委和总政，要把我提为21所技术保障处副处长，后因为林彪、江青在部队工作中掀起一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歪风浪潮，打乱一切正常的工作，干部的提升被迫停了下来。在那期间，外单位的技术人员对21所也另眼相看，他们说：“21所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