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斯－69越野车的故事
我在试验场区从事电缆网的施工和维护工作时，经常要徒步走很多路，每天走几公里十来公里是常事，甚至走十多公里也不稀奇。对于这种情况，主管场区工程的副司令员张志善同志是很了解的，老司令员也时刻记在心上，就是张副总长也在场区各个工号常和我碰头，他乘坐小吉普车，有时我在路上行走也会碰见他。因此，当老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向张爱萍同志提出一个建议，说看能不能给我配一台小车，这样对工作有利时，张爱萍同志就同意了。
最初我想，领导关怀是对下级的爱护，可是这能实现吗？我只是一个小科长、正营级干部，与按规定可配给小车的所长、师级干部还差得远哩！自己决不能存任何希望。可是后来后勤部一位知道内情的同志告诉我，张副总长还真批准配给我一台嘎斯－69车，而且已到了基地。可是后勤部的头头一声不吭，不向任何有关人员透露，把车编在后勤车队了，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他用不着配专车，要用车时让车队给他派”，事实上既无文件可凭，又无口头传达，我凭什么去基地后勤部要车？后来我想，算了算了，有两条腿，戈壁滩上任我走吧！
不过，我们电缆科还是配给了一台大轿车，车内装设有仪器柜、工作台、老虎钳、小钻床和电源插座、照明灯具等，只是我们自己谁都不会开车，配来的一个司机我们又不好管理，后来不得不把他编到电缆连去，结果这台车实际上就由电缆连支配了。不过我们还是曾经乘坐这台车进场，后来和汤启后一起分配来的张旭光经常和我们一同在场区野外工作，她一个孤身女孩到哪里去住呢？于是只好把这台车作为她夜间的营车了。
1978年10月，在好友孟汇丽的帮助下，基地人事处把我的档案送到了中科院自动化所，也就是说同意把我转业到中科院了。那时，老司令员已调到北京做国防科委副主任了，我专程到黄寺大街9号国防科委宿舍大院去看他，他从二楼下来，和我谈了一阵话。后来他说，我可以到国防科委新建的指挥控制中心去工作，照样做我的工程师，身体好就上班，不好就病休，意思就是让我从基地调来北京。这时，我不能不说实情，我告诉他，基地已把我的档案转到中科院了。
当然，如果我愿意，也可以去把档案追回来。回到家中，我和孝惠商量，她还是主张转地方。那时考虑的是，老司令员的话并不是文字的命令，调到新的单位后，如果老司令员有调动，别人如何对待我就难说了。所以，我就没去努力争取到国防科委指挥控制中心工作。否则，我还不会脱军装，而且今天的待遇会好许多。
妻子来红山探亲
自从21基地进行核试验以来，敦煌地区越来越多的居民出现疲乏无力、全身不适等症状。他们都认为是受核试验的影响，因为他们处在核试验场的下风地区，核爆炸的放射性烟云总要在敦煌上空经过。但情况到底如何，还需要调查研究。1967年4月，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敦煌地区居民的这一反映，于是决定由北京市派一个巡回医疗队到敦煌，一方面为广大群众送医送药，另一方面给居民查体，了解健康情况。孝惠参加了北京市赴西北医疗队。
那时正是文革时期，铁路交通十分紧张。从北京到柳园的火车要走3天3夜，医疗队3个人共用一个卧铺，休息不好。到了柳园后，他们转乘解放牌汽车到敦煌。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住在农村老乡家里，交钱、交粮票吃派饭，每天走家串户，诊病发药。当时还没盛行旅游，敦煌虽是旅游名胜地，也不发达，居民生活都很贫困。医疗队员们的生活自然也很艰苦，出外巡诊时经常在沙漠中奔忙，不过，老百姓还是很欢迎医疗队的。
1967年，赴西北医疗队合影，右三为王孝惠
孝惠曾碰见一位中年盲人妇女，那人小时候家里穷，没衣服穿，拾到一个患天花死去的小孩的衣服，穿了以后，也染上天花。虽没丧命，可是双眼失明，于是从小练就凭听觉和触觉感知身边一切事物的本领，不但能下地干活，还可以做针线、生火做饭及上井台打水，甚至也和大家一样观看演出节目，和普通人没有两样，真神。
到了7月中，巡回医疗结束，医疗队要返回北京，孝惠征得北京朝阳医院领导同意，到21所红山驻地来探亲，上级给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并准许报销返回北京的路费。过去，我们都是单方面探亲，我若回了北京，孝惠就不能来红山探亲。实际上，军人是享受双方探亲待遇的。她到了柳园，乘火车西行，到大河沿下车。我从红山到马兰，乘班车到大河沿接她。
顺利接到她后，我们在大河沿招待所住了一宿。招待所没有室内厕所，晚上起夜上厕，要到大门外的露天公共厕所，很不方便。她若出去，没我陪伴是不行的。我们向管理员要求了很久，他才同意给了我们一间靠大门的单间。万万没想到，那屋子中臭虫多得出奇，晚上电灯一关，墙上、床上成群的臭虫向我们爬来。我一夜没合眼，都在抓臭虫，孝惠困得不得了，臭虫那么猖狂她也感觉不到。
次日清晨，我头昏脑涨地上了班车，颠来颠去倒是在班车上睡着了。下午6时，我们到了马兰，还得在第一招待所住一宿。晚饭前，我带着孝惠在马兰的马路上走着，那里高大挺拔的白杨、清澈的溪水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是沟边上蚊子多得不得了。次日晨，我们乘班车回到红山，两口子高高兴兴地过探亲的日子。
“文革”中记事
1966年8月18日那天，我在东大桥路口西北角一个小理发店理发，听到店里一台破旧的收音机里传出现场广播的声音，原来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几十万以中学生为主的年轻娃娃，发出轰鸣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于是，全国范围内的特大群众运动开始了。一时间，红卫兵举行全国串联，他们乘汽车、火车都不用买票，无论走到哪里，总有接待站管吃管住。小青年正好趁此时机旅游一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打着“造反”、“串联”的大红牌子，谁也管不了。这真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人际大交流。
从这期间开始，街道、店铺兴起一股更名风。街道名改成：延安路、延河路、瑞金路、遵义路、井冈山路……店铺的老招牌则被撤了下来，因为“百年老号”都是“四旧”，普遍改为了“东方红”。这可苦了群众，往往刚从某个商店出来，没走几步，再回头，就弄不清是从哪个“东方红”出来的。
天安门广场随时都会有群众大会，长安街随时都会禁止通行。有一天，我们要去西郊工程兵第四研究所看设计图，本来通过天安门最方便，可是那儿在开群众大会，必须绕行。处长张继业和科长殷效武从通县保安胡同1号（21所当时的驻地）出发，乘一辆嘎斯车来接我，说好我在东大桥路口等他们。可是殷效武的错误印象以为东大桥一定有座大桥，所以稀里糊涂开到朝阳门才停下来，一看我没在那儿，才知道那儿是朝阳门，还要退回去好一千来米哩！到了真正的东大桥，他才看见我正站在路口东北角上等着。
我上了车，看见车内还有一个老太太带着个小孩，殷效武说这是任副政委的老伴和任四强，他们去302医院看患肝炎住院的任六亿。殷效武逗四强说：“你是不是上学时把书包挂在公厕里就跑出去玩，到放学时间才取了书包回家，家里人教训你，不学习就长不了知识，你说你爸爸没多少知识照样当大官？”四强一声不吭，把头藏在他妈身后。我们在四所看完图纸，仍然走原路回来，天安门群众大会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