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毛主席接见
1968年7月中，传来消息说，毛主席要在北京接见各大军区团以上干部，我们基地的人和新疆军区编在一起，同时赴京。那时我想，我们营级干部大概没戏了，可是不久又说我们技术骨干也在其中，7月22日，基地的人从马兰出发，要赶在傍晚之前到大河沿车站上军用专列。
下午两三点，我们到了托克逊兵站，吃过午饭后准备午休，其他各部的人都住进了好的房间，可是21所的技术骨干没地方休息。我想，这不明摆着是搞派性，故意为难21所的知识分子嘛！大家心中都有气。过一会，勉勉强强打开几间房间让我们休息，我们进去一看，原来是从无人住的地方，屋里尘土总有几毫米厚，根本没法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心中真生气，想，你们后勤的头头们，就是这样整人呀！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哪里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大家才出发到去大河沿。
晚上专列准时到站，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坐满了军人，只有一小部分穿灰色便衣的人，他们是民航的干部，都是从空九军转业出去的，也被列在了接见的范围之内。列车只挂了很少的硬卧车厢，三个人才有一个铺位，轮流休息。空九军和民航的人，都充满“政治挂帅”的气氛，好些五六十岁的人都带上老花眼镜在绣毛主席头像。这是空军的一贯传统，就是要突出政治。
天气很热，那时列车都没有空调，硬卧车厢最多只不过有一台电扇，根本不解决问题。三个人轮流睡觉，坐着时很困，可是轮到可以躺下时，就完全睡不着了。专列过了武威以后就走北线了，中途又不上客，所以开得很快，第三天傍晚，路过山西高阳，正是下班的时候，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抢道，被火车撞死了，专列不得不停下来处理善后，耽误了稍许时间。
到北京，正是午夜，出站后，军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前，向毛主席像报到。这时已是7月25日凌晨，报到后，大卡车把我们拉到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我们住进了一栋大楼的第4层，一律用铺板打地铺，每间屋睡七八个人，条件很差，不过伙食还是不错的。
原来以为八一以前毛主席就能接见，过了八一节就往回返。哪知突然流感流行，只好推迟接见，让大家治病。厨房熬好中药汤药，用大缸盛了放在食堂里，让大家大碗大碗地喝。早上许多人还到操场上跳忠字舞。虽说到了北京，但是一律不准写信、打电话、会见客人，要严格保密。白天，大家多数时间就是绣毛主席像，只有流感稍好以后，才集体游过颐和园。在等待接见期间，我们练了多次紧急集合及上车出发的过程，可是病好了也没马上受到接见。有个晚上，大家集体去海军大院看京戏《红灯记》，人太多，广场太大，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到。
有一天，我看到政治学院军人服务社有毛巾毯卖，16元一床，我趁午休大家还没起床，就去买毛巾毯，还没走到服务社，就听见吹紧急集合哨声了。我赶快跑回宿舍楼4层换新军服，又赶快跑到操场，这时，停在那儿的解放牌大卡车都已经发动起来了，人们都已上了车，我赶快爬上车，气喘呼呼，直到汽车开进天安门广场，我还没缓过劲来。
下了车，我们排队走进人民大会堂，等到大家坐得整整齐齐后，广播中传出《东方红》乐曲，毛泽东以魁梧的身姿徐徐走出。那个副统帅挥着红色语录跟在后面，从南走到北，北走到南，这就完成了接见过程。那天有6大军区（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和新疆军区）的团以上干部受到了接见。人民大会堂上下三层坐得满满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吧，哪有六大军区团以上干部能聚会在一起的呢！
几个大事件
接见完，已经下午4点多钟了，我们回到政治学院就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晚饭后，大家就聚集在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各单位代表依次发言、表态，然后在院内游行，一直延续到半夜以后。等走回宿舍，众人都已精疲力竭，我们回到房间，倒头就睡。突然，已升任研究所所长的张继业走来，看到大家呼呼入睡，很是生气，说：“你们看看人家空九军多么精神，还在开会发言，谈感想，表态，热烈极了，你们怎么就睡了呢！”谁也不吭声，照睡不误，张继业只好怒气冲冲地走了。当然，对比起来，我们是丢了他的脸。
第三天，上边宣布放几天假。有家的回家，没家的逛商店、游览，约定好归队上专列的时间。我赶快回到了东大桥朝阳医院家中，我早就下了决心不和他们一起回去，用实际行动来抗议这些上上下下搞派性、整知识分子的家伙。当然，我必须有理由来说明我留在北京的必要性。当时，第五研究室的王之广邀约我一同到位于双桥的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台的天线区，利用广播电波的强电磁场来测试高频电磁场对电缆的干扰。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双桥发射台天线区进行测试，但是得到的一些数据也很难说明问题，无法利用来提供抗干扰的根据和参考。
直到国庆以后，我才和住在通县大院的龙文澄一同乘火车回了红山。后来，我去找彭国刚签字报销回程旅差费，他不签字，说只能由我自己承担。这样，我所花费的八十多元只能由自己承担了，这占了我月工资的2/3。
基地大迁移
1969年后，马兰和红山都在挖掩体和防空洞。有情报说苏联准备对我们基地施行“外科手术”，就是说要全面破坏中国的核试验基地，所以不得不防。红山防空洞修在测试队后面沟口的山崖边，规模还不小，和抗日战争时重庆修的防空洞差不多。好在苏联对用导弹轰炸我们基地还是有顾虑的，没有真下手干，他们也怕如果轰炸了中国核试验基地，就会结下深仇大恨，今后两个邻国就会世世代代没完没了地发生战争，给后代带来永无尽头的灾难。
防空洞对我们还是有用的。1969年初，我回北京探亲去，回来后董泽告诉了我一次惊险的过程。有一次空投原子弹试验，飞机投弹没能把原子弹从弹仓中投出去，飞来飞去，想尽了方法，还是投不出去。驾驶员就下定决心自我牺牲，找个远离任何居民点的戈壁滩，带弹着陆，让它爆炸。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问，没投出去的原子弹，飞机带回去在机场着陆，会不会爆炸，九院的人说，保证不会爆炸。于是总理决定，让飞机带弹回马兰机场，在跑道上着陆，让九院的人赶过去，安全地取出原子弹。为防万一，就让马兰和红山的全体人员躲入防空洞，机场也只留少数抢救人员。后来飞机顺利着陆，九院的人安全取出原子弹，免除了一场大灾难。这期间，基地的领导特别紧张。
“九一九开枪事件”后，老司令员张蕴钰从基地被调到了沈阳军区任参谋长，稍后又调回国防科委任副主任。另外，某军军长白冰被调来基地任司令员，24军军政委廖鼎琳被调来任基地政委，基地常政委被调到第五研究院任院政委。白冰是黄永胜的老部下，有一次他在北京去看望黄永胜，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黄永胜对白冰说：“你可别把基地这一篮鸡蛋搞砸了！”白冰回到基地后，马上筹备把基地和21所从新疆内迁到陕西、甘肃交界处的成县、徽县去。
内迁开始了，各队纷纷装箱，可是我被排除在内迁之外，上边显然准备以后把我调走。吕敏也不内迁，可他和我完全不同，他是保护对象，因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在那儿继续搞，吕敏不去，就搞不到他。他们三队由于郭增岭是指导员，他把第三研究室弄得十分复杂，郭带头整室主任陆祖荫，把老陆搞得特别惨。21所有两个人被警卫团隔离监禁，一个是董寿莘，另一个就是陆祖荫。老董主要是因为刘少奇、王光美的缘故，王光美的母亲是董寿莘的远方堂姐，所以董就是王光美的舅舅了，就和“中国的赫鲁晓夫”挂上钩了。张继业等人怕吕敏挨群众整，就把他留在红山了。其实，内迁也要受些罪，龙文澄、张继棠就跟着内迁，并无好处，我在红山平平稳稳过日子，照样看书，只等被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