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还有一种获得肉票的可能，那就是侨汇优待肉票。当时我国是封闭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际贸易，需要外汇时主要靠侨汇，因此，鼓励国外华侨寄外汇回国。60年代初，我们住在三居室的套间里，三家人合住一套。那时，我们和孝惠的同事林华辉、金锦章住在一套里。林华辉是华侨，他有不少的华侨朋友，那些人拿侨汇肉票买了肉，没处做菜，就来我们公用的厨房做菜。
这些人从来没自己做过饭，通常都是吃食堂，或者出去吃馆子。但那时馆子不公开营业了，手里有钱，想吃点好的，也无处改善生活，食堂就是窝头、馒头、水煮大白菜，连一点油花都看不见，越吃越馋肉。归国华侨医生们只好自己拿侨汇肉票去买肉来自己做菜，但又不知道怎样炒菜，他们把肉片倒在油锅里，炒来炒去，也不知熟没熟，火也很大，最后肉片在锅里炒成焦糊状了，还在瞎搅拌。我们旁观者真替他们惋惜，想：哎呀！多可惜呀！多好的一两斤肉，就白白浪费了。他们倒不在乎，反正还可以再拿侨汇奖励肉票去买。
1972年初，我到辽宁兴城国防科委疗养院去疗养，那儿紧邻大海，我有时就去去海堤上散散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姑娘挎着小篮在海堤上寻找什么，我问她找什么东西，她说找柴火。我吃了一惊，天啦！光秃秃的海堤，有什么柴火哟！可怜的小姑娘连很纤细的一条草根也挖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篮子里。看见这种情景，我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一连串往下流，我想，老百姓怎么穷到这样的地步 了啊！
也是1972年吧，好友曲素娟大夫回辽宁瓦房店去探视她母亲。回来后，她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一个老太太，在宅边一小块空地上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小麦，精心培植，麦苗长得还真茁壮。眼看着麦苗抽穗、扬花、灌浆，麦穗上籽粒渐渐饱满起来，看来再过十天半月就可收下几斤新麦了。也不知哪个缺德鬼去告了状，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士来了，像一群虎狼，不容分说，操起铁锨就铲。老太太跪下哀求：哪怕打下麦子后交公粮都行呀！能不能让麦穗长成熟，也不枉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可是那些割尾巴勇士毫不留情，将麦子一扫而光，老太太哭得泪人似的，旁观者也都流泪了。20世纪70年代，怎么又会产生一批新的黄世仁呀！
在贫困的日子里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北京仍然缺少鲜牛奶供应，我们一直都只订1磅牛奶。1983年春，报纸上报道，为了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副教授以上的人可以每人订一瓶鲜牛奶，那时我和孝惠都已提升为副教授，于是就打算增订一瓶牛奶。可是奶站没有多余的份额了，如果要按北京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定，得去北京市牛奶公司订。我乘车到鼓楼西边，找到牛奶公司，要求加订一瓶牛奶，可是牛奶公司说已经没有多余的份额了，他们说：“只好委屈你们，两个副教授共同喝一瓶吧！”简直是大笑话，一个国家的首都，既然定出来这样一个规定，怎么连增加一瓶牛奶都无法解决，可见贫困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也不能怪牛奶公司的人，奶牛场没发展起来，哪儿有多少奶来供应呢？
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真不假，且看今天，北京市哪个商场不是堆放着各色各样的鲜奶和各种奶制品。可是尽管那样贫困，当时许多人还睁着眼吹牛、撒谎，说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好像中国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的大门外了，就差跨一步就进去了。
1958年，曾刮起一股“农业高产放卫星”的妖风，要求粮食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卫星一处比一处放得高，简直不得了了。据说毛泽东还为此请教过钱学森，亩产几千斤是否可能。钱老笑一笑，只好就太阳能每平方米1千瓦的这个数据，来说有此可能。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国这样广阔，用不着把全部土地都用来种庄稼了，每年可以让三分之一的土地赋闲，蓄积地力，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绿肥，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稼。实际上，那个作为共产主义桥梁的人民公社也是穷得叮当响。
不少的地方，为了表现出集体化，家家都把锅砸了，都不做饭了，全体吃食堂，三顿饭，家家都带着大盆、小碗去大食堂排队打饭。那时粮食定量很低，一般市民每月只有二十来斤粮食，怎么能吃饱肚子呢？大食堂发明“双蒸米饭”，把大米盛在碗里，先加适量的水，蒸成米饭，然后加水再蒸一次，蒸成比稀饭干、又比干饭稀的饭，当然就多出饭了。吃到肚子里，还是不顶事，几泡尿一撒，肚内又变空虚了，照样饥肠辘辘。北京各单位的食堂，从树上捋下来成筐的树叶，晾干、磨碎掺到窝头里，2两粮票的窝头特别大，虽然不怎么好吃，填肚子总还起些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1958年要达到年产钢1080万吨。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不算什么，随便抽一个稍大的钢铁厂就能完成这一任务，可是那时基础差、底子薄，要年产1080万吨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全民动员。一时间，农村建起了成群的土高炉，城市里机关、学校建起了“炒钢炉”，“家家点火，处处冒烟”，浪费了不少的原料和燃料。实际上，生产不出什么钢。在工农业方面，也要像淮海战役那样搞群众运动，完全是异想天开，哗众取宠，以致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天大的荒唐事件。今天看来会认为是笑话，可是当时确有其事。
农业以粮为纲，渔、牧、林、副都不重视了。当然，当时把粮看得那么重，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全国饿肚子的人太多了，不少的地方真发生饿死人的可怕场面。“以粮为纲，一切砍光”，森林被砍了，草场垦了荒，土地脱去了绿衣裳，黄沙裸露，大风吹起，沙尘满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饱尝这害人的恶果。
“大跃进”以后，全国物资消耗得差不多了，市场上供应十分贫乏，买什么都要用票，实际上有了票也不一定能保证买得到。一年到头，人们总是饥肠辘辘，到处打听，看哪儿能吃到不要粮票的饭食。
1960年，大概在10月，我们听说在西单绒线胡同的一家四川饭店还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四川菜肴。据说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为了不致丢天府之国的面子，批准向四川饭店供应粮食、鸡、鱼、鸭、肉、蛋、名特产品、四川调料等，让在京的四川籍老领导比如朱德、陈毅、郭沫若等能吃到四川食品，而且一律不收票。于是，四川饭店天天食客爆满，座无虚席。我和孝惠就去了，这个四合院的建筑还真不错。我们要了一个干烧鱼、一个宫保鸡丁、一个口袋豆腐汤，每份菜的量是足够大的，真是地地道道的川菜，而且才花11元多，简直等于“天上掉馅饼”，正合我们的愿望。我吃了7碗米饭，每碗约有2两，孝惠也吃了4碗饭。同桌还有另一位老头，他不禁吃惊地说道：“看你们俩都是知识分子，还能吃这样多，我也得再吃一碗饭。”这一餐我才算是真吃饱了，至少两三天不再有饥饿感。
后来，各处关了门不营业的饭店改变成每天定量供应份饭：二菜一汤、两碗米饭，收4.5元，菜的量当然是小份菜。那时，我在去北京邮电学院讲课的日子里，早早从家动身，中途看看哪家饭店门口有人排队，就去等着饭店发份饭票。那时，我最常去的是西单商场对面的湘菜馆“曲园”，早上领到了票，直到晚上9点以前，都可以去吃饭。
在贫困的日子里
有一次我领了票回到家，等到孝惠傍晚下了班，就陪她一同去曲园吃那份份饭。服务员拿来饭菜，我向他再要一份碗筷，准备两人吃一份饭。服务员说不容许两人合吃，只能一人吃。我们就很为难了：谁吃好呢？服务员还不错，他说他去看看，或许能增加一份，果然又端来另一份，我们加付了4.5元，两人吃得欢欢喜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