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任命为科级干部，不但待遇上降了级，而且与后来和新调来的处长乔恒锦就有上下级的差别，人际关系上就很难处。
1964年，曾德汲 摄于北京
核试验前的工作
电缆网的施工
电缆沟挖好后，技术总队一大队三中队就开始布放电缆了。我回到三中队驻地和他们同住，我们住的帐篷内有王大队长、大队政委、于科长和我。我虽然不直接参与控制电缆的施工工作，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总得让我出主意。照我的主意办事，施工往往就会顺利，对此，于科长心里还是很佩服的。
在一次串音测试仪使用过程中，突然有个旋钮转不动了，工作人员找到了我，我一看就觉得是戈壁风沙引起的毛病，细沙吹入轴的缝隙里和油泥结在一起，自然就没法转动了。我让他们用汽油做了清洗，之后，仪器工作就恢复了正常。老于说：“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三中队因为受过培训，电缆布放、接续施工过程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但是在人孔（供人员工作而建成的地下空间）中的一些操作、气压维护等方面，他们还是没有事先受过培训的，必须我给予指点。在气压维护方面还出了一个笑话。在器材处购买器材时，我们03单位31部总是要求最高，HEQ2电缆的气压维护要求指示电缆内气压值的气压表本来只需2级（读数误差为2％），最多1级气压表就完全可以了，可是由于盲目过高要求，却买了0.1级精密气压表（读数误差为0.1%），价钱相差若干倍，花了冤枉钱。
正当电缆施工很紧张的时候，我突然患了胃肠型重感冒，十分难受，胃肠功能紊乱，不能进饮食，也拉不出大小便，肚子胀得难受，起初我还以为是肠梗阻哩。难受了一天多，真折腾人，什么药也无效。后来半夜里大队领导决定送我去野战医院，救护车来了，三中队指导员亲自陪送我去了医院。野战医院在二区孔雀河边，离工地约五十多公里，需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一住进帐篷病房，医生马上就给我输液，治疗效果还真灵，七八小时后，我就能起来大小便了，胃口也有了。野战医院院长告诉我，我一住进医院，4号首长张英副司令员就让秘书打电话给他，要用最好的药，尽快治好我的病，不能耽误我所肩负的施工任务。住院两天，基本上没问题了，我赶快又回到了施工现场。
调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不能总责怪哪一个人。尤其是电源方面，24千瓦柴油机也好，铅蓄电池也好，总或多或少要出纰漏。电源科科长冯德生却为此受了不少窝囊气，以致他下决心希望早一点离开部队，连参军也不申请。最后调离部队时，也被基地干部处的人整得十分可怜。他是从天津柴油机厂调来的，离开部队后，非但不让回天津柴油机厂，而且被发配到青海乐都柴油机厂。在那比马兰更加荒凉、条件更加恶劣的青海高原工作，日子肯定更难过，不知后来有没有给他落实政策回到天津。
电缆施工结束后，转入正常维护和补增控制通路阶段，这时的我和其他队的人们比较起来，似乎要清闲一些，于是第三研究是副主任吕敏就把末代皇帝溥仪的一副对联“读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中的“小神仙”用来称呼我。这样，我又得到一个“小神仙”的绰号。那时，基地文工团的人也进场来体验现场实情。当时已经取消军衔，大家都在领子上缝两块红领章。我们在阳平里兵站吃午饭，看见文工团的女士们沿公路走来，第三研究室主任陆祖荫就大发诗兴，念出一首打油诗来：“远看像将军，近看是女兵；满场乱晃晃，原来是妖精。”大家听后哈哈大笑。
全场联试
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施工，整个试验场区的各种土建工程、设备安装都已完工。进场人员也已把各测试站、分控站的设备装设就绪，单个系统也都进行了运行试验，于是，全场区联合调试就是紧迫的任务了。
在全场联试时，为了便于接受指挥和了解全场控制电缆网的工作情况，我总是带领几个骨干战士蹲在一个主要用于维修电缆的人孔里。我们接上对讲电话，了解全场联试情况，随时准备接受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排除可能出现的任何电缆传输故障。如果有晚进场的单位临时提出控制指令的要求，我们电缆科也要很快布设控制通路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期间，核试验技术委员会下设的试验部的部长张震寰将军往往也和我们一同到施工现场，了解完成任务的进展。
经过多次全场联试以后，正式的全场预演就开始了。预演总指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还为我们制定了预演规则，写成一篇富有韵律的诗文 ：“全场预演，首试关键；欲保试验成功，必遵下列数端：一曰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纪律不犯规……”几十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全文了。当时在待命期间，做诗的人还不少。诗歌都刊载在场区小报上，有的我还留有印象，多少还能记下一两句。例如，九院的陈能宽有描述铁塔的诗，现在我只记得两句：“须忘我，火树放银花。”
在进行了几次全场联试之后，试验场的全体人员进入待命阶段。这时，张爱萍同志才有精力来清理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啰嗦事，主要是解决21所、电子部10院19所和与九院之间的不和谐问题。希望在下一步正式试验时，能够心情愉快、团结一致。
早在此事之前，由于21所4室的人到19所参与核试验第一套控制设备的研制，就陆陆续续出现许多矛盾。其实这套设备元部件并不是很先进，技术也不是很高超，不是非19所不能研制出来的。主要那时21所刚建立，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条件来自己单独干，根据毛主席的“要大力协同搞好这件事”的精神指示，只是由国防科委下达任务给10院，落实到19所来完成而已。
这些情况或多或少让张爱萍同志知道了，所以他在101生活区主持召开了一个促团结大会。我们当时就打算借这个机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抖露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表达方式是自我检讨。一方面作自我批评，一方面说明事实经过。我们也知道，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会就万事大吉了，但总比包着“发酵”好。大会开了多半天，发言的人不少，最后张副总长讲话，号召大家团结协同完成任务。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9月以后，试验场区的气象条件越来越适合地面核试验的要求，张爱萍将军随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场区的情况，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就可爆炸中国自己的核裂变炸弹。这期间，虎视眈眈的苏联却出了一件惊人的事件，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了，大家心情很愉快。10月中旬之初，经周总理批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被定在了10月16日下午3点钟。
10月13日，核爆炸零时前的倒计时计划开始实施，我们立即撤离试验场，转移到距离爆心约50公里的安全区。离开场区时，我们看到爆心附近广阔的范围内，各个军、兵种及各个地方科研单位布设了各种效应物（检测核爆炸的核辐射、光辐射和冲击波破坏威力的各种设备和动植物），真是琳琅满目，奇不胜收。这确实很必要，为的是力争做到一次试验的全面丰收。
一次核试验的费用，以上世纪60年代的货币算，也要上亿元的开支。因为铀矿在世界上的储量是很少的，铀矿含铀量往往只有千分之一上下，即从1吨精铀矿中只能得到1公斤的铀化合物，而1公斤铀中只含有0.7%的铀235（制造原子弹的材料），也就是7克铀235。而制造一颗原子弹起码要几公斤的铀235，想一想，从开采铀矿到高速离心分离出高纯度的铀235需要多少设备、人工和电力啊？所以，铀235制成的原子弹叫“富原子弹”，就是要花很多钱才能制出的原子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铀235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