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路况不佳，车速就不高，平均时速不过每小时30至40公里。300多公里的路程，加上中午还要在张各庄兵站吃午饭及沿途的休息，走完全程总要十多个小时。发车一般都在上午10点左右，所以到达目的地都在晚上八九点钟。张各庄兵站建在一个有地下泉水的地方，那里由喷出的泉水形成了一块不大的湿地，其间长满了芦苇。奇怪的是，里头还生长着中药肉从蓉，九院副院长王淦昌来这儿时还很感兴趣去采摘。
那一天，汽车走着走着，慢慢地黄昏降临。天一黑下来，戈壁滩上真是漆黑一遍，汽车开着大灯，也只能照亮车前有限的空间，汽车就好像在一条没尽头的隧道里行驶。有意思的是，车前方的公路上不时有新疆特有的跳鼠出现，或者有黄羊飞快地横穿过公路。那天晚上，我们在9点多才到达工程兵技术总队一大队三中队的驻地，经过一天的颠簸，人困马乏，在中队长和指导员把我们送进所住的帐篷后，我们倒头就睡。深夜10级大风使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听到帐篷外面一群人在敲敲打打，后来才知道是中队长和指导员带领一些战士在为我们加固帐篷，以防大风造成危害。
在阳平里的日子
在三中队住了几天，场区建设指挥部打电话通知我，要我立即住到阳平里兵站去。那儿是主管场区建设的三号首长、副司令员张志善住地，技术人员也都集中在那里，便于交流情况和统一指挥。阳平里还有一个监测气象的气象站，是提供试验场区气象预报的重要气象观察点，曾经获得中央军委授予的“阳平里先进气象站”称号。
住在这儿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方便地和电缆施工连队联系，我只能早上到路口处去搭乘过路的施工车辆，赶到电缆施工工地。中午回来时，往往就没有便车可乘了，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在戈壁滩上步行，每天徒步走几公里或是十几公里是常事。6月至9月期间尤其难受，太阳照射十分强烈，一不小心就会被紫外线灼伤，而且随身带的一壶水回来时早已喝光，烈日下越走越渴，口干舌燥，十分难受。我们在场区的那些日子里，食用水主要是孔雀河的盐碱水，又苦又涩，但是这样的水也不能不喝，因戈壁滩上人体一旦失水就要危及生命。吃饭时，我们缺少新鲜蔬菜，后勤部送菜车从几百公里外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拉来蔬菜，送到兵站时早已蔫了。所以我们主要靠吃粉丝、海带、黄花、木耳之类的干菜来下饭，加餐时也只有蛋粉、罐头肉，吃久了就引不起食欲。
从马兰村到阳平里
在阳平里兵站，我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科研人员同住一个帐篷，他们来到这里，主要是为摸清这一片地区地下有没有石油矿藏。如果有石油，还得适当调整场区的布点，以免将来影响开采石油。这些人员中有几个也是曾在苏联留学的，我们自然容易接近，领头的人是许绍燮，他个子魁梧，穿件皮大衣，戴着大皮帽，大伙说他像京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有一次，胡鸿祥在戈壁滩上抓回来一只特大的蜥蜴，那家伙圆睁着一双大眼，颇有威风，大家都叫它“铜山公主”（苏联电影《宝石花》中的主角），一群年轻人闹闹笑笑，很是愉快。戈壁滩的风也是有名的，不但风力强劲，而且以“夏风如烧，冬风如刀”闻名于世。在场区的工作人员都是本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来拼命奋斗的。
我们敷设电缆，总是先要挖好电缆沟，才能布放电缆，工兵团的第八连就专门配合我们挖电缆沟。可是戈壁滩的盐碱地坚硬如岩石，铁镐也奈何不得，只有打眼放炮炸开盐碱土，才能挖成电缆沟，任务十分艰巨。上尉杨连长，个子不高，黑黑的脸膛，是一个实干的人，开玩笑时我们就叫他黑连长。他总在工地来来往往，我们搞熟了后常开玩笑，他老说，你们专家不要老钻在家里不出来——其实我也时常在工地了解工程的进展、发现问题、解决技术难题。老杨不久就转业回东北了，到他家乡当粮食局局长，转业前我们对他说，以后去看他就不愁没粮食吃了。挖电缆沟放炮过程中险象环生，尤其是排除哑炮，更有生命危险，延时爆炸的哑炮就曾炸死过没有经验的新兵。我们核试验的成功，也是血和汗换来的。工兵们的工作十分劳累，体力消耗大，所以吃饭的食量特别大，他们炊事班做的馒头，有筷子那样长，我只能吃半个，可是战士们总要吃六七个，年轻人就是能吃能干。
入党与参军
1964年7月，场区的工程基本上完成了，参试人员大量进入核试验场，我也就回到第四研究室（电子技术研究室）驻地，和室领导们住在一起，党支部书记陈贵森同志和我们相处很好。我早在1952年在上海电信局进修时，就曾向市话处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当时由于跨行政区不便办理入党手续，就拖了下来。尔后又因院系调整、留学等多次变动，一直没有解决入党问题。现在在部队稳定下来了，我就再次向党支部提出入党要求。经过支委会讨论，报给所党委批准，所政委张少华同志还亲自找我谈话，给予了我很多鼓励，不久我就宣誓入党了。
同一时间，在我们提出参军要求后，经总政治部批准，我们这批从地方调入部队的技术骨干正式有了军籍，并被授予大尉军衔，于是我们就穿上了军装。在这期间，21所正式成立技术保障处，下设电缆科、电源科等科级单位，我担任了电缆科科长，并经基地司令员批准，由我统一管理全场区电缆的施工、维护和运用工作。
关于军衔问题，看来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一到基地，领导上一直是按校官待遇安排我们这一批新调入的技术骨干的。说实在话，我们都是1951、1952年从大学毕业的，我在北京邮电学院1956年就提升为讲师，工资是高教8级，按说我应在1961年提升副教授，工资应提为高教7级。可是从“反右”运动以后，一种极左思潮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把军衔、职称、工资级别一律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把过去那种低级军事共产主义看成是完全正确的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所以力图推翻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回到延安时代的一切做法，才能算是革命，不然就是堕入资产阶级法权的蜕变、异化。
我在离开北京邮电学院时，曾经向人事处提到提升我的工资级别问题，办调动的人说，让我先走，工资级上报批准后通知我。其实这完全是欺骗手法，我到21所一段时间后，人事处来电话，说是上面没批准。估计基地关于我们的军衔上报时可能是少校，总政干部部给压成大尉的。1964年春，好像当时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有打算搞提职称的工作，把我们这一批早就该提副研究员的人提上来，可是全国的大气候变了，烈火正向“资产阶级法权”烧来，谁还敢逆潮流而动呢？真倒霉，这一拖就拖了18年，到1982年，我才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被提为副教授，人生一世又有几个18年呢？
在21所的15年，正赶上最倒霉的日子，我不但没提军衔、职称、工资级，回到地方时，由于参军时把我的高教8级硬改成行政17级，北京地区工资由原来的106元减为98元，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凭什么要降我8元工资啊！我马上给基地党委写报告要求改回原来的高教级，基地党委立即开会通过决议，今后凡是基地各单位技术人员有转业回地方的，一律把工资级改为原来的技术级。
我一穿军装、戴军衔，马上就出现了问题。穿便服的专家享受的是校官待遇，而我现在戴上大尉军衔，就只能是尉官的待遇了，到招待所就不能住高级房间了。可是有一批人他们尽管也戴大尉军衔，可是仍享受校官待遇，我和他们在大学毕业时间、经历、技术级别、工资级别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我到技保处没有被任命副处长而是科长，而他们是研究室副主任，我就低人一等了。可是当时我又不可能马上被任命为技保处副处长兼电缆科科长。即使一参军就只成了大尉、科长，也还引起许多人不满。其实他们不考虑，我们参军时已是相当于副研究员的专家，在资历、文化水平、科技能力和许多原来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差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