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动身去了哈尔滨。8月初的东北，早上已是凉气袭人，我看到车窗外铁路上检车的工人都穿上了小棉袄工作服。到了哈军工，正赶上他们建校10周年的校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也亲自前来祝贺，我也有幸在那儿看了一场沈阳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话剧《雷锋》。我在重庆大学的同学和同事花栅在这里的3系（海军专业）工作，他是1955年夏天和我们一同离开重庆大学的，被调到了哈军工，我被调到了北京邮电学院。我在哈军工招待所住了几天，白天就到二系实验室参观他们的化爆设备、试验的安排和总结。在全面了解了他们整个化爆的过程后，我心中便就有了完整的概念。回到北京后，我马上着手筹备21所自己的化学爆炸模拟试验。
1963年8月底，上级领导刚刚分配给21所一个新的所址，就是通县城内保安胡同1号（现在是通州区总装备部仓库和招待所），这儿原来是一个步兵学校，当时下马了，正适合于21所来利用。我马上随同一批基地三部原来老四处的六七个大学毕业生和中专生，头一批入驻院内的马蹄楼（因形似马蹄铁而得名）。
楼内空空如也，充其量不过是新添置了办公桌椅，可是我们急需的是机电加工的工作间。不能等待，只有自己动手，于是大家全面动员，到北京市内各机电市场和仓库搜寻、购买设备和器材。好在郑连功、陈崇树等几个老同志还很得力，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工作间，使得屋内好歹有了一台立式钻床、四五台座钳、每人一把电烙铁，然而复杂一点的部件就只能委托外面五金加工店铺来加工。
这时从空军调来的1950年浙大电机系毕业的技术骨干史君文，从协作的电子部10院19所回来休假，他向我们推荐了中科院自动化所一份学报所发表的程序控制仪方案。于是，我们就按照那种技术方案，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天内，装成了以旋转步进继电器和密封继电器为主的程序控制仪。这虽然不是什么先进技术，但是能解决我们紧急任务的需要。
就在1963年9月中旬以后，我和郑连功、陈崇树、蒋利清、齐慧丽几个人在马蹄楼内日夜加班制作首次化爆试验的控制设备。有时通宵连轴转，夜晚11点以后，肚子空了，我们就在大院北门外那条街上东边的一个饭馆吃夜宵。这家饭馆是通县颇有名气的老字号，各种小吃价廉物美。那时节，我们部队自己的食堂远不如这家饭馆水平高。我们对这家饭馆感到很满意，它对我们完成任务真还起到了后勤保障的关键作用，时至今日，我们还想念它。
国庆节之后，21所连同各有关的协作单位（主要是中科院有关的研究所）在北京市八达岭外官厅水库边上东花园地区的军用试验场内布设了21所的化学爆炸模拟试验区，一连进行了十多场1吨TNT炸药爆炸的化爆模拟试验，检测了除核物理、核化学以外的大部分控制和测试仪器的工作，掌握了核试验场控制与测试的初步经验，使得广大参试人员建立了能完成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信心。
这个试验场很小，有一个很简陋的招待所，里边只有几间房，只能容纳少数几个人住。我们都住在临时支起的帐篷里，长城外风沙特别大，早上起来，露在被子外的脸上都布满了沙土，嘴里也进了沙子，嘴一动，牙齿就磨着沙子咯吱咯吱地响。偏偏我的牙龈这时发炎了，十分疼痛，吃饭也困难，很是受罪。
化爆控制中心设在一个小山上，爆心离我们约1公里。从控制中心到地下掩体和稍远的测试点、高速相机拍摄点，都用军用被覆线来连接。我们抗着绕线架在山坡上来来去去，当时的直接上司张继业处长还来帮助我们布放被覆线。布好线后，我们进行了几次预备试验，动作还满意，之后就正式开始进行化爆试验了。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张士卿带着装药的林士庆在爆心装药，TNT炸药200克一块，1千克5块，1吨5000块，可见装药工作也不轻松。装好药，按爆炸规程插好雷管，他们两人向我们打手势，接着撤离爆心，我们才把引爆线接在控制仪上。零前几分、几十秒的控制信号都是看着表用手发的，零前10秒启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面板上，旋转步进继电器逐秒转动，每1秒都闪亮1个红灯，倒计时10、9、8、7、6、5、4、3、2、1，起爆，爆心TNT炸药立即爆炸，火球、烟云、冲击波依次呈现，和原子弹爆炸类似。
晚上，高速相机拍摄的胶片在电影放映机上放映，投射在银幕上，看起来十分令人满意。21所副所长杨晨光看得十分高兴，连声说控制得真舒服。为了促进19所研制控制设备，化爆时也请来了19所协作部门的技术领导来参观。但是由于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从此，引起了21所和19所之间好多说不清的矛盾。在第一次核试验期间，我们还在101生活区召开全场大会来做“自我检讨”，张爱萍同志也在场，我们就是想通过“自我检讨”把产生矛盾的来龙去脉公诸于众，是非曲直自有群众公断。
进入核试验场前的准备
结束化爆试验后回到通县驻地时，21所全部人员已进驻马蹄楼，全所面貌一新，呈现出了部队研究所的样子。
1963年的寒冬，天气虽冷，21所上上下下一片冲天干劲，热火朝天地准备着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及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等领导百忙中亲莅通县视察21所，并在小礼堂接见了全体人员。首长们退场时，张副总长经过我身旁，我向他点头致意，没料到他反倒停下来，“耶！”地呼唤一声，在场的同志们还以为我和张副总长原来就认识，其实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紧接着，我到石家庄电子部十院19所了解和他们协作研制的核试验场第一代控制设备的进展情况。出乎我的意料，到了19所后，由于种种矛盾，没能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我一气之下，立即决定返回北京，19所科技处续守绩处长左右为难，急忙向我赔不是。我走后第二天，在17所工作的留苏同学王春铃匆匆忙忙赶来看我，知道我已走了，很感遗憾。殊不知，从此竟是永诀了。大约在1994年，她患乳腺癌去世了。那次，我们错过了见面的机会，这才是真正令人遗憾的。
1964年2月底，我收到了所领导交给我的一个新任务，到洛阳郊区工程兵技术总队去了解一大队三中队进行HEQ2-7×4×1.2对称电缆施工技术培训的情况。到了洛阳，出站后有人来接我。到部队驻地要经过龙门石窟，那是我是第一次看到龙门石窟的壮丽景象。可惜当时我一心扑在核试验准备工作上，脑子里压根没有旅游的心思，只是看到那些雄伟的石雕还没受到重视、保护和修复，深感遗憾。到了技术总队驻地，我看到那儿是在一条山沟里，条件比较艰苦。稍事休息，我就去查看部队的训练情况了。
那时刚过春节不久，洛阳地区没有供暖设备，晚上相当冷，甚至令人无法入睡。在这儿，我认识了王大队长、于科长、王参谋（王胖子）、常彬和林中队长，常彬见着我就说曾读到过我翻译的电缆方面的书，所以，我在他们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王胖子老爱和常彬开玩笑，不过常彬也确实有点书呆子气，他谈到春节期间很热闹，玩到下两点还没睡觉，可他说成零下两点，惹得王胖子又耍笑他一番，后来我们一同在核试验场施工时相处得还是很融洽的。
3月份，我们了解到上海虹桥机场正在扩建，有相当规模的电信电缆工程在施工，为了让新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们获得一些电缆施工的感性知识，我们就联系好前去参观。我带了董泽、阮晋新、蒋利清和翟芳芝去了上海。到上海时已是晚上了，部队招待所都已住满，我又没穿军装，住不进校官招待所，那儿勉强把翟芳芝留下了，因为她是女的。我只好叫辆三轮车到山阴路邮电招待所去住，因为我身上还带得有北京邮电学院的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