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和孝惠又去了万寿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看望潘汝珖和她爱人徐亚云。老徐调来北京好几年了，在一个处里任处长，汝珖生了一个男孩（名徐立，时年8岁）、一个女儿（名徐涓，时年6岁），当时生活条件还算不错。我给他们带去一块在莫斯科买的中国腊肉和一个罐头，那时北京供应已经很困难了，这两样东西也显得珍贵。当时我还以为他们能较长时间在北京呆下去，哪知不久，农村工作部因邓子恢解散了一些农业社而被解散，全体人员被发配西安，住在小寨地区，进行自我批判、检讨，听候发落，他们也在其列。
去九龙山参加劳动
当我正在为回苏联做准备时，北京邮电学院人事处通知我去谈话，一个干事摆出大干部的架子对我说，根据我在苏联的表现，院党委决定我不再回苏联学习，让我假期结束后立即返回学院，去门头沟大台乡九龙山造林绿化基地劳动——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是有人挑拨是非。我听了以后，没做任何辩解（辩解也没有用），表示接受党委的决定。在这之前，孝惠突发急性血尿，正在治疗中，我要求能否稍晚去九龙山劳动，那位干事摆出一张阴沉沉的面孔，坚决不同意。
于是，我于1960年9月1日，带了衣服被褥，乘坐学院的大轿车直奔九龙山。同行的留学人员还有高攸刚，我们都是同样原因的结果。
不再去苏联了，可是我还有很多东西留在莫斯科，只好请在苏联的同学帮助托运回国，我在银行还存有2000多卢布，就只好交公了，大约用于资助大学生做生活费了，但没人给我一个处理清单，只是给我带回了几件塑料制品。我留在那的大量的书，后来还是我们学院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进修教师林坚回国时给我带回来的，她把一大木箱的书放在了俄语学院仓库中。我在烧锅炉期间，有一天拉了一辆大板车去俄语学院自己拉回来，包装箱太薄，书又很多，箱子在旅途中都被压破了，好在书本身倒没压坏。这些中文版的文学、艺术类图书，我后来把它们卖给了收旧书的中国书店，由于书基本上是新的，所以书店按8折收购，我也因此得了一些钱。在困难时期，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要想吃点荤菜，只能一大早去大饭馆前排队领号，傍晚再去饭馆凭号单交4.5元钱，取一份含两菜一汤和两小碗不交粮票的米饭的份饭，这样一来，就要花一些额外开支，卖书的钱正好弥补这一亏空。
在九龙山造林基地劳动的，除了主管干部外，基本上都是“在学院表现不好的人”，也有几个被打成右派的人，一共二十多个。基地建有砖墙平房七八间，五六个人住一间屋，此外，造林基地还设有厨房、食堂。炊事员只有一个，那人有点阴阳怪气，穿一身旧的美军咔叽制服、一双美军皮鞋，俨然一个假洋鬼子。那时粮油都很紧张，粮食定量，不够吃。这位炊事员每周炸一次油饼，总在晚上大家睡熟后才炸，以便偷偷藏一些，带下山去给他家中的人吃。可是还是被我们发现了，大家意见很大，但也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只有他愿来九龙山，别的炊事员谁都不愿来。
在九龙山期间，每月可以回家休息4天，但路途遥远，需先从山上住处徒步走下山，再走到王坪村火车站。此间约有五六里路，要经过一座山的山脚。该山的山顶处有一个山洞，传说洞中有狐狸、蟒蛇，不时出来袭击行人，每每走到这里，心中总有些紧张，尤其是碰到阴霾天气，云雾缭绕山顶，更显出山洞的神秘怪异，那时我只好加快脚步，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从王坪村坐火车经过门头沟到西直门，坐电车到平安里后换车到猪市大街，再换车经朝阳门到东大桥，路上总得三四个小时。休假完了，我又得走这条路回到九龙山。
9月，正是山果丰收的季节，我们忙着打核桃，摘山里红。核桃打下来后，要将它们堆在一起把外皮沤烂才能显出核桃的坚果面貌。我们背着满背篓的山果，在狭窄的山路上爬上爬下，还真累人。
在学校烧锅炉
快到冬天了，山果收完了，上边又安排我和无线电系一位姓杨的助教一起做泥瓦工，修建厕所。10月底，他们又突然要把我和高攸刚等几个人调回学院。原来11月中要开始烧锅炉供暖，以往都是雇农村的壮劳动力，这一年雇人困难，因为学院拿不出那么多粮食补贴来让农民吃足、吃饱，只好从我们这些在九龙山劳动的人中调几个来烧锅炉。反正我们是学院的人，正在劳动，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们饭量小一些，补贴粮食也少了许多。我们每月大约一共能领到39斤粮食，每天勉勉强强能摊到1.3斤。晚上，我们还能领到一碗水煮的学院自己种的大白菜，我们连菜带水、狼吞虎咽吃下去，能撑满肚子过夜。
烧锅炉是重体力活，每一作业班从下午3点开始，拉着大车从煤场把煤运到自己负责的那台锅炉前，足足要拉五六百斤煤才能够一个晚上燃烧。拉完煤，洗完脸，就该吃晚饭了，我往往到大食堂花6两粮票买3个大窝头，轻轻松松就能咽下去两个半窝头，留下半个窝头等到晚上收工时就着水煮白菜一起吃（光水煮白菜吃不饱）。晚6点，我们就要走进锅炉房，打开炉门，挑开封住的炉火，让鼓风机加劲送风，使炉火烧旺起来，用大铁锨铲起几锨好煤块送入炉中，烧着以后，炉膛的火势就越发红火起来。以后就每过七八分钟向炉内扬撒煤炭，要求撒得匀、撒得准，才能做到炉火既旺又火势分布均匀，使得锅炉水管受热最佳。
从晚6点到晚10点半，我们要一直不停地操作，中间还有几次要掏出大焦渣，说实在话，如果没有点体力基础，真是受不了的。那些日子我们竟然熬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还觉得不可思议。晚上10点半，我们又要开始清炉、培养底火、封炉，最后用大车把炉前的焦渣、炉灰拉到渣土场去。然后洗澡，吃夜宵——水煮白菜。早上6点又开始第二趟烧锅炉的全程操作，中间还要去各眷属宿舍查看温度表，了解是不是达到了16摄氏度的标准。烧锅炉期间，我们每3天休息1天，那一天，我才可以回到朝阳医院的家中。但总比在九龙山一个月回一次家要强多了。
在水库做苦力
好容易熬到1961年3月中，停止供暖了，我心想可能该回教研室工作了吧，哪知“劳改”一年的“刑期”还未满，上边又安排给了我新的劳动项目。房山县崇各庄有个水库（现在叫青龙湖），原来的堤坝强度不够，需要加固，需在坝上打孔灌入混凝土。打孔的技术操作有专业工人干，可是供应沙石原料需要一批劳动力，北京市委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本市各高等学校，让各校派出劳动力。邮电学院从工厂工人中挑了四五个人，把我也列入其中。3月下旬，学院派车把我们送去，此间好像还经过了坨里。我们四五个人住在工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我们人少，北京工学院人多，带着炊事员和厨房设备，我们就在他们那儿入伙。
这一劳动相当累，尤其是卸碎石子和装小车推石子上坝，这种重活我以前还没干过，比烧锅炉还要累许多。每天，我要在石子料场装上几百斤石子，沿着约400米的斜坡推上大坝，往返24趟，基本上是小跑。那时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也没有蔬菜，每餐就是窝头咸菜（两三条咸萝卜条），有时吃蒸饼，那就是最好的主食了。我总是感到没吃饱，市委也给我们把粮食定量补到39斤，但是还不够，孝惠只有27斤定量，她只吃22斤，省下5斤来补贴我。有一次食堂供应蒸饼，我下狠心吃饱，花1.2斤粮票买了6个蒸饼，一气吃完，还不觉得十分饱，又喝了一碗酱油兑的开水，勉强算是吃饱了。由此可见，当时肚子空到了什么程度。
由于常吃咸菜及喝酱油开水，我的一双腿和面部出现了浮肿，先是双腿出现了毛病，一压一个坑，后来脸上也是一压就起坑。房东老大娘很同情我的处境，偷偷给了我两头大蒜，说是吃蒜可以消浮肿，我试了试，还真有效。“虎落平原被犬欺”，同住的4个工人总是找茬欺负我，我也不管他们，奚落也好，漫骂也好，我就是不理，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就像邓小平同志在“文革”中面对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那样，老子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怎的！同在工地劳动的还有从北大发配来的几个东欧留学生，也是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我们心照不宣，也不抱怨，也不发牢骚，咬紧牙闯过去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