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和苏联姑娘们合影 摄于列宁格勒
在列宁格勒住了一个来月，我和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的中国学生们也熟悉起来。有一次和张月娥、韩根冲、冯保静一起到美人湖去玩，我们一同划船，照相，玩得很高兴，就像老同学，没有陌生的感觉。尤其是月娥，她还将她隐藏在心中的秘密倾诉给我听，她说她曾和一个国内的空军英雄由通信发展到恋爱，后来空军组织上知道了，因那个空军飞行员是结过婚的，他们就只好停止了来往，这给月娥纯真的感情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从此，月娥和我也很要好。1960年她毕业即将回国，我们在莫斯科相见，十分亲切，但回国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后来虽知道她在上海工作，但也没通信。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她来北京出差，住在永定路航天二院招待所，我特地去看她，多年不见本应很亲热的，但因长期不联系，自然就疏远了。
1957年，列城小姑娘
在列宁格勒，我还经历了所谓的“白夜”。因为列宁格勒的纬度很高，在8月份，有几天日落很晚，夜里11点还能在操场打球，差不多通宵都是明亮亮的。我曾在凌晨1点到涅瓦河边观看大桥开桥，两边桥身被吊了起来，使得涅瓦河中的大吨位轮船能够通过。
由莫斯科到列宁格勒，我是坐的火车，晚上上车，次日上午就到了。回来时，我就改乘飞机，因为此前我还从来没坐过飞机，感觉很新鲜。我所乘坐的是图-104客机，飞行时速为800公里，从起飞到降落一共一小时，而飞机在8000米高空的巡航时间才45分钟，真是屁股还没坐热就到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当我看到地面的山川、河流、湖泊时，都觉得很稀奇。
1959年，曾德汲 摄于列城美人湖
学年末的考试
很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要进行研究生基础考试，共考两门，一门是电信理论，一门是电信线路设备。电信理论由电信理论教研室主任柯谢叶夫教授主考。我在1957年在留苏预备部时，翻译的那本《电信理论（下册）（非线性理论）》正是柯谢叶夫教授著的。这本书出版后，除了得到一笔稿费外，我还收到了几本赠书，到苏联时我也带了一本。临考试前，我把这本书送给了柯谢叶夫，他很高兴。考试时，他说“我的书你都翻译了，就该得5分”，而实际上他出的题我也完全能得5分。最终，我轻轻松松拿到了5分。
可是，考电信线路设备时出了问题，问题在那儿呢？其实题并不难，而是我自己在对策上安排不当。其中有一个题是屏蔽原理，柯普切夫在和我谈话时，就以平面波为基础讲过，我觉得这太低级了，讨论电缆的屏蔽应该用圆柱坐标系统来分析。当时，德国人Kaden写了一本关于电缆的屏蔽的书，里头就是用了圆柱坐标系统。由于在圆柱坐标分析时，要用到贝塞尔函数，公式很复杂，我想，写论文时就照书抄吧，没有用心记下来。考试时，我原本想用圆柱坐标来分析，可是一紧张，公式更写不出来了，而平面坐标也没下功夫去记，慌了神，更说不清楚了，结果只得了3分，勉强通过。
无独有偶，简水生也得了3分。那时，在苏联学习，考试得了3分可不得了，就像打仗吃了大败仗，简直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简水生就为此停止留学回国了。其实他倒因祸而得福，回国后，他受到铁道部重用，在电缆屏蔽方面搞出了成绩，一路顺风，在光通信方面也很顺利，有了创建，自然也得到各级领导赏识，于是步步登高，当上了院士。
我记得我们考线路得了3分后，我们俩的俄语老师——一个年纪很大的苏联老太太安慰我们说：“一门科目考试得了3分，不要紧的，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情况，那人后来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有了很高的荣誉……”简水生果然应了这一番安慰话，而我就倒霉了，回到北京邮电学院，受到另眼看待，调到21基地后，刚刚做出一点成绩，又受到研究所少数领导不公正的对待，一辈子就无声无息窝窝囊囊过下去了。
我的两个苏联导师
结束了基础考试，我们就要转入准备论文的阶段。那时，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存有各个专业博士、副博士、学士的论文，每个人都可自由借阅，我了解到我们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电源教研室主任库列索夫教授的博士论文是《对称电缆星绞组中第三根导线对工作线对的影响》，和我的论文题目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就在于，他所阐述的这第三根导线对工作线对的位置是固定的，它所在的平面总是和工作线对所在的平面相垂直，而我要研究的这条第三导线所在的平面与工作线对的平面的夹角沿着电缆总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规律决定于两个线对绞合时的绞距和成缆时的绞距以及缆芯的结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表达公式相当复杂，要严格分析是很费功夫的，当时我就想根据缆芯结构取一个最可能的平均值，比经验公式就要进了一步。
这个问题的分析，找谁来讨论呢？我只能去找库列索夫教授。这自然不能让柯普切夫知道，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陋习，苏联也没例外，这两个老教授也或多或少是冤家。库列索夫教授为什么不在电信线路教研室而在电源教研室做主任呢？也是由于一山不容二虎呀！库列索夫的论文，实际上也是一个近似的分析。工作线对所产生的电磁场表达式是线对两根导线在无限大的自由空间里的电磁场，而在实际电缆中有多根导线又有金属护套，这时工作线对的电磁场和无限大自由空间中的场相比较，有很大的变形，而且表达式一定复杂得不得了，所得出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为了简单起见，我用了近似式。
库列索夫教授对我推导出的公式还是感兴趣的，他建议我把论文的这部分在《电信》杂志上发表，他主张由学院推荐，而他做评阅人。我在教研室会上作了报告，柯普切夫借这个机会贬低了一下库列索夫。教研室秘书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则对我的困难境遇表示同情，因为我在1960年年初突然得了白喉病，高烧了好几天。当同学陈俊亮把我送到克鲁包特金医院传染科住院时，我的病情相当重，并发了病毒性心肌炎，后来主管我的护士对我说，病情是有生命危险的。急救车把我送到医院时正是凌晨一两点，医院赶快请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女教授来会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才转危为安。我住了一个多月院，出院时已是3月底，而4月份就让我作准备论文的学术报告，的确也是很紧迫的。柯普切夫教授主张把论文的这部分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学报上发表，后来因为我回国后没再回莫斯科继续学业，这一切就不了了之。
做过报告后，我就到莫斯科长途通信电缆线路维护中心参加干线电缆日常的维护活动。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随同他们一批工作人员到莫斯科电视台观看莫斯科-列宁格勒中同轴电缆线路开通的试验，列宁格勒通过一根9.4毫米/2.6毫米同轴对把正在广播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传送到莫斯科。我还参加过维护中心工会组织的一次政治学习，下班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坐在一起，由工会小组长念报纸，差不多和我国工会小组组织政治学习完全一样。维护工作总是沿着线路进行的，中午我们也是在线路附近找家小饭馆吃饭。有一次，几个年轻女技术员在一起谈论该上哪儿吃饭，说到应该上女服务员漂亮、热情的地方去，一位男技工听见了，哈哈大笑，说：“嘿！你们姑娘们也喜欢姑娘，妙极了！”把我们都逗得大笑起来。
我的外国同学
我们住的宿舍是一栋5层的新楼，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专门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新建的宿舍楼，我们研究生住在第五层，一个房间住2人，1个是中国同学，另一个是苏联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