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同伴就是特里奇雅柯夫，他是无线电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家在莫斯科郊区孔采沃，他已结婚，有时他妻子也带着女儿来学院看他。1959年五一节，我应邀去他家做客，乘郊区电气化铁路的列车，大约上午10点来钟才到他家，他依门而立，手上正举着1瓶葡萄酒在喝，他告诉我，这已是他喝的第24瓶了。他说葡萄酒不算酒，只不过是饮料而已。他12岁就参军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战斗中，他和部队失散了，法西斯军队打过来，他最后躲藏在大路下的洞穴中才得以逃脱。有一次，他们攻克了一个小镇，找到一桶酒精，就把它当酒来喝，当时并不醉，等到一喝水就醉了。
他妻子常向我抱怨说苏联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我说苏联比我们中国好多了，革命成功都41年了，而我们中国才解放10年，当然是更困难一些的。她不相信，她说：你们中国毛衣、毛毯多精美呀！儿童世界商场每次到了中国衣物，大家总是排长队等着购买，中国不是比我们苏联好吗？这也是事实，苏联的轻工业确实不发达，在这里，他们上厕所都用旧报纸，连卫生纸都没有，可是成包的书写用白报纸、道林纸却有的是，而且价廉物美，看来这是政策不当的关系吧。再举个例子，苏联的搪瓷制品生产量不按件来统计，而是按吨统计，所以市场上小锅、小盆、小碗的搪瓷产品都非常缺少，偶尔有一点，就被一抢而光，而且那些还都是傻、大、黑、厚的家伙，又笨又重，实在不受欢迎。然而商场中摆得最多的却是钢皮很厚、搪瓷也很厚的特大型的浴盆，放在那里，一年半载都卖不出去。
特里奇雅柯夫还向我抱怨，他说：“你们中国聘请苏联专家也不挑一挑，连我的同班同学都去你们那儿任专家了。”这样的事也不稀奇，有的人把掌权的领导捧得好，送东西、送钱财、外币贿赂，就能得到派遣出国的美差。后来，特里奇雅柯夫参加基础考试没通过，就退学了。
我的第二个同伴是保加利亚人，我连他的姓名都记不得了。现在想来，这个人是来苏联混日子的，学习不怎么好，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我们房间，每次我都避让，自己到阅览室去看书。他就和那些女人寻欢作乐，一搞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也提前回国了。
我的第三个同伴是乌兹别克人，名叫沙夫卡特，这个人也喜欢和女人鬼混，好像还进行货物倒卖，对苏维埃政权总是抱怨。我患白喉住院时，他倒是去医院看过我，后来莫名其妙住进精神病院了，其间还捎信来让我给他买些生活日用品送去，我也只好按要求买了他的需用品送去。宿舍的管理员曾来向我打听沙夫卡特平时的表现，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对苏维埃政权不满。他曾听说在中国有人吃青蛙，就给我开玩笑说，如果我去乌兹别克就不用吃饭了，那儿有的是青蛙可吃。
我们电信线路教研室还有一个研究生，名叫瑟赤柯•尼柯拉依，我们习惯叫他柯里雅，这个人倒是正儿八经搞学问的，不忙的时候，也可以一块聊聊天。与他同住的是一个无线电专业的研究生，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
我们这栋宿舍楼有自己的学生会，各国留学生都会推荐一个人参加学生会，我代表中国同学参加，捷克代表是斯卡车尔•伊尔日，苏联代表是安娜，我们三人最接近。毕业后，伊尔日就和安娜结婚回捷克了，伊尔日在布拉格广播电台工作。安娜是邮电工程经济系的大学生，同房住的娜里雅也是工程经济系的。1959年夏天她们就要毕业了，在去外地实习之前，她们赶着要交毕业设计，可是有相当多数据要计算，她们使用计算尺又不熟练，于是在一个晚上她们让我在五层过道的休息厅里帮她们计算所需的数据，我一直忙到半夜两点才结束。其后，就有造谣生事的人搬弄是非，说我和苏联女同学在一起，深夜不分离。明明是在工作，却说我在和苏联女同学谈恋爱，真是天大的冤枉，而这也成了一条罪状来陷害我。
伊尔日夫妇回捷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通信。后来我参军了，部队有规定，现役军人不能和外国人通信，于是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回国参加政治学习
由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这两位大国领导人在中苏国际关系上矛盾很大，且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会议上公开了，我们留学生必然要卷入这一场巨大的斗争中去。对这一万多名分布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年轻人，必须要进行头脑武装。党中央决定，召回这批人员，趁1960年暑假期间进行政治学习。我们主要是学《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并去各地参观访问。 临行前，我们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学院全体中国同学在宿舍大门前邀请宿舍管理员一同照了相。我想给孝惠买点什么物品，请了林坚做参谋，可是商店里真没什么好买的，后来只好买了几米印花人造纤维布，另外，我给自己买了一双凉皮靴。考虑到国内供应已经很紧张，我又去商店买了几公斤腊肉，路过贝加尔湖时，在一个小站上买了几斤咸干鱼。后来，这些东西还真起了作用。
临走那天，学院派专车送我们到火车站。上车的时候，苏联和其他各国的留学生都来送行，我向他们挥手告别，本来是该说“再见”的，我却说成了“别了”，苏联同学说：“该是再见！”鬼使神差，后来真是一去不复返。这次回国不是乘国际客车，而是国家租用的专列，这是苏联普通的卧铺车厢，每个隔间有8个上下卧铺，比较挤一些，餐车上供应的是中餐，我们还喜欢一些。
列车到了满洲里，等候国内的专列时，我给孝惠发了电报，希望她来接我。可是当我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后，哪儿也找不着孝惠，倒是见着了中科院教育局的老同学孟汇丽，她是代表中科院领导来接站的。我们大多数人都集中住在清华大学的教室里，打地铺。第二天稍稍休息后，我们就开始学文件、听报告了。7月暑天却下起了连天的阴雨，道路泥泞，我的凉皮鞋不合脚，把右脚磨破了，受了感染，小腿淋巴管都发红了，为此，我还打了几天青霉素。
关于那段日子，我印象深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文联六大的报告会时，陈毅外长作形势报告，谈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附和赫鲁晓夫与我们作对时，说了一句四川话：“管他铁陀还是泥巴陀”，我们一样要斗争。还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都报。”后四句是他自己加的，我们听后，觉得陈老总讲得很豪迈。
此外，我还在故宫午门上看过一个展览，其中有师范大学生物系搞的猪精兔、牛精猪宣传，他们想让兔子长得像猪一样大，猪长得像牛那样大。当时我就想，生物学早就说过，不同科、属、种的动物是不能杂交的，大胆否定资产阶级专家的结论，也不能不顾科学的正确结论嘛！后来事实是没有出现猪精兔、牛精猪。那时，那种毫无科学根据的狂热，只是为了迎合形势而已。当时有一种否定一切的趋势，说什么“敢说敢想，胡思乱想”，就是毫无根据、没有科学依据也不在乎，因此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当时那些幻想，今天可以利用基因工程原理实现。把猪的体型和生长基因移植到兔的精子中，兔子卵受精后，新生的子兔就有可能长得像猪那样大，并保留兔子产子多的特点，这就是猪基因兔。同样，牛的体型和生长基因移植到猪的精子中去，使母猪卵受孕后，也可能生出牛基因猪。但根本不是简单的猪兔杂交、牛猪杂交那种胡说八道的瞎吹牛。
政治学习结束后，我们准许休一个月的假，然后准备回苏联。当通知可以回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我急急忙忙离开清华大学，赶回北京朝阳医院宿舍，到医院都快晚上10点了，天还在下雨，道路湿滑容易摔倒，我把新买的旅行箱摔出了一个凹坑。在家可以呆一个月，没事时，我就去日坛公园走走，在那里，我看到公园的橱窗里在展览徐水县共产主义公社村的规划图。徐水地方不大，可是地方官员却是全中国最大的吹牛皮干将，从而捞得了全国著名的“先进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