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库劳动，也是一个月休息一次，每次4天。水库离交通线很远，要徒步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39路（现在的339路）郊区车的起点站朱家坟，车经过王佐、东王佐、云岗、朱家坟、赵辛店、长辛店、卢沟桥、丰台路口，最后到广安门外长途车站，下车后我还要换109路电车，直到终点站东大桥，全程要花五六个小时。这条路我走过4次。直到7月初，加固大坝的工程总算结束了。最后，当地领导对我们劳动者表示感谢，从水库里捞起百来斤胖头鱼慰劳我们。食堂缺油，只能做清蒸鱼，一人一碗，那天吃饭，觉得这菜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好吃，鲜美无比，我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那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菜肴。
其后的日子
总算“刑期”满了，等我回到教研室后，正赶上在分我们自己种的胡萝卜，每人一份，不但有胡萝卜，还有胡萝卜缨子——那时萝卜缨子也是不可多得的菜。不知他们还从哪儿弄来一批西瓜，每人花五六元钱买一个瓜，像买宝贝似的。拿回家后，哪知打开一看是个娄了的瓜，真倒霉，白花几元钱。不过我也不能把它扔了，我掏去其中变质的瓜瓤，把瓜皮拿来当菜吃。
回到教研室后，我仍然给三年级一个大班讲授“电信线路设备”课。我们有6个人轮流换着讲课，主任是区惟熙。教员中除我以外，还有高攸刚、李国瑞、陈庆凯和秦鸿。陈庆凯是从沈阳电信局调来的，年纪比较大，讲课表达能力差一些，效果不好。他常来我的课堂上观摩，但总是改进不大。他的家庭也安排得不好，他的老婆因孩子多，早就退职了，家里靠他一人收入维持开支。其实他的工资不低，当时他虽还没正式被提为副教授，可因他是从电信局调来的，工资100多元，比我们都高。每月月初发了工资，他们一家人就出去买好多食品，猛吃猛喝，可是到了月底就捉襟见肘，穷困得快揭不开锅了。于是，他总向工会申请补助，后来工会也烦了，敦促他勤俭节约，但效果不大。上世纪80年代，他因病去世。
1963年上半年，我主要是带几个四年级的学生进行架空明线防干扰的交叉设计，我们选定了从西郊沙沟架空明线到延庆的一条线路，从中了解现有的交叉设计，计算抗干扰度，并提出改进意见。我随着学生们一同沿线路徒步观察，记录交叉的安排、杆距等原始资料，以便进行核算。这是一桩很艰苦的工作，一天要徒步走上几十公里，实在很累人，但我始终和学生们同行，这使得学生们很感动。所以到了昌平以后，他们就主动提出来让他们自己勘查这剩下的几十公里。学生们通过实地勘查，不但丰富了课堂知识，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有很多收获，学生们都比较满意。
这期间，邮电部把刘宜伦调到了重庆邮电学院做院长，他爱人王孝谦也随之调到重庆去了。于是，电信理论课程缺乏主力，系领导决定把我调到电信理论教研室工作。电信线路教研室主任区惟熙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我在线路教研室教学方面是一把力量，调走我，对线路教研室不利。但是系领导所考虑的也是有根据的，一方面我在电信理论方面有几本译著，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线路教研室的讲师以上人员较多，抽走我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当然，我只能是服从了。
当我正在实验室准备电信理论的实验课时，胡健栋找我谈话，说国防科委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人才，他们来看过我的档案，决定要我调去。一听说要去参加国防科研工作，我就满心欢喜，毫不迟疑立地即答应调去。从此，我开始了参加核武器试验的工作。
国防建设的需要
1963年初，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为了加速两弹一星的研制速度，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专门报告，要求从全国各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抽调460余名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到两弹一星的相关部门，以增强国防科研的力量。其中，需要一名熟悉有线电通信技术和精通通信电缆的专家，这一任务分配到原来的邮电部，而邮电部则把调人的要求转到了北京邮电学院。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呢？原来搞核武器试验不同于一般的常规武器试验，可以在现有的武器试验场进行。由于核武器的杀伤威力巨大，在核弹爆炸时刻，爆炸中心附近方圆几千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得有参试人员留存，所有人员必须撤退到距爆心30至50公里以外的安全区。所以，试验必需采用远距离自动控制和遥测，而远动和遥测既可以采用无线电技术，也可采用有线电信技术。在拟定核试验场总体方案时，大家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外国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核试验虎视眈眈的现实情况，为了安全起见，认为只有采用有线电信技术才是最为可靠和稳妥的，因此就提出了抽调这种专业人员的要求。
1963年7月，中国核试验基地三部（技术部）四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北京邮电学院进行人员的挑选，学院人事部门向他介绍北京邮电学院的师资情况。坦诚、明白地说，副教授以上的人员中，没有一人符合国防科研人员的政治要求，只有两个资深讲师曾经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应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其中一人即将派赴越南做援越专家，另一人是近年从苏联留学归国的，目前正担任教学工作。于是该领导同意抽调后者，那就是我。
1963年8月初，有线电信系领导通知我，让我调到国防科委参加国防科研工作，我同意调去，并立即到第二机械部八局（人事局）了解了情况。八局接待的人告诉我两个主要内容：第一，将来的工作地点在新疆；第二，要穿军装。当时，一般都认为，能参加军事科研工作是组织上的最大信任，所以我毫不犹豫，立即从北京邮电学院人事处拿到调动介绍信，到二机部八局报到（因为当时国防科委还不对外公开）。八局另开了介绍信，让我到新街口外小西天总参住宅区11号楼内8334部队政治部报到。到那儿后，那里的人事干事给我办好调入手续，让我到西直门总参招待所12号楼上班。原来，那时国防科委已在核试验基地三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防科委第21研究所，其在部队建制上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试验训练基地研究所”。
21所是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基础上短期内成立起来，当然三部原来也多少有一定的基础，但在北京总是无立足之地，所有人员这时只能借地为家了。北太平庄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小西天总参１１号宿舍楼和西直门总参招待所１２号楼便成了其工作场地。像这样来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所，过去是闻所未闻的，但为了解决迫切的紧急任务，不能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要按一般情况逐步进行，等到盖好楼房再配人员，必然会严重影响到核试验技术的发展。这一措施还曾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
我从1963年8月4日起，就在西直门招待所上班了，这儿的一间间客房就是新调来的技术骨干的办公室。我和后勤处邢纪纲处长同在一间12平米的客房中办公，一上班首先就是要加速熟悉原来苏联核试验专家为我国编制的核试验基地建设方案。我那时对核试验完全是门外汉，毫无基础知识和经验，一大本一大本的机密资料看起来索然无味，每次我都昏昏欲睡。
化学爆炸模拟试验
过不了几天，担任研究所第二技术副所长的董寿莘教授就找我谈事，交给我一件新任务，让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二系取经，了解他们进行化学模拟爆炸试验的情况，主要是弄清他们对TNT炸药爆炸的控制和测试仪器的控制。为什么进行核武器试验之前要进行化学爆炸试验呢？不妨打个比喻，医生学作外科手术，不是马上就在人身上做的，都是先在兔子、狗身上练习，有充分把握后，才在人身上做手术。核爆炸不但威力巨大，而且花费也很大。检验控制设备、测试设备的工作用化学爆炸是十分经济和安全的。所以，21所的第一步就是利用1吨的TNT炸药来模拟原子弹爆炸的部分过程，来检验控制设备和测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