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就是除四害，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前三害可以用常规方法来消灭，唯独这麻雀难办，它们有翅膀，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人类总还没这个本事也飞到天空中去，跟在后面打杀吧？可是采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也就不同寻常了。处处房顶上都站着人，人人手执长竹竿在空中挥舞，甚至还敲起锣、放响鞭炮来壮大声势，吓唬麻雀，使得麻雀不停地在空中飞，不让它们落脚、休息，直到麻雀累死，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另一妙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使用人民战争的方法确实奏效，弄得小日本和蒋介石真是顾此失彼，一筹莫展。如今应用到消灭麻雀也很见成效，可是用来大搞农业、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就不那么奏效了，有时适得其反，还起破坏作用。在大跃进的岁月，人力都用到了修水利、土法炼钢、炼焦上，庄稼该收割了也没人收，粮食抛洒在地里，最后人们没粮食吃了，全国各地老百姓饿肚子，甚至饿死很多人。
在除四害中，我们还是努力去执行任务，那时中午都不睡觉，手执苍蝇拍，绕着宿舍东北角的猪圈四周转，每打死一只苍蝇，都赶快拾起来包好，以便统计全班完成的消灭苍蝇总数。
还有一件值得记下来的事是参加俄语学院摩托车训练班。体育教研室有四五台中型摩托车，不断举办摩托车训练班，每期大约两周。第一天讲解摩托车的构造——电路、油路、发动机、离合器及排挡杆、驾驶扶手、车轮，然后在操场实际操作。最后绕着院内马路，依照交通规则正式驾驶。驾驶摩托车看起来轻松，其实一点也不轻松，由于过分紧张，一个小时下来，就感觉好累好累，正是因为不熟练，体脑都太紧张的缘故。虽然最后通过了测试，可以上路驾驶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城市的马路上骑过摩托车，眼看快过去五十年了，现在的我更不敢去骑摩托车了。
漫长的旅程
1958年10月中，俄语、哲学教学结束并举行了考试，我的成绩也都不错，紧接着便是个人鉴定。其后，后勤安排服装厂员工来学院为我们量衣服尺寸并让我们自选衣料。出国前，我拿到了一套西服、一套中山服、一件夹大衣、一件丝绵大衣，皮帽、呢帽、皮鞋、袜子、衬衣、衬裤、裤衩，两口大帆布箱子。女同学还要自己准备一大堆卫生巾、卫生纸，因为苏联没有这些商品。有钱的同学还要买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没有钱，没法置办别的东西。正好这时在新疆的德泾哥哥汇来200元，让我给他买只好的手表，我花120元给他买了一只高级手表，余下的钱，我买了一件呢料的衬绒夹克和一些别的东西。
10月下旬，我们出发去苏联，从前门火车站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快车，经由满洲里出境，到达苏联第一站是外贝加尔斯克。在国内的一路上，尤其是夜间，总可以看到大炼钢铁的景象。原先，列车挂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的餐车，吃饭不成问题；可是在外贝加尔斯克换了宽轨的轮子后，就是苏联的餐车了。我们开始吃俄式西餐，起先是觉得新奇，也还能吃些，可是路上六七天，越吃越腻味。早餐总是油煎荷包鸡蛋，送到餐桌上来时，油还滚翻着，油很大，滋味也不合胃口，看见就反胃。女列车员总是劝我们多吃一点，可是我们简直一点胃口也没有。列车沿着贝加尔湖走了很长的时间，给人的印象是贝加尔湖真的很大。到了伊尔库茨克，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电气化铁路，紧接着，列车依次经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车里雅宾斯克、乌法、萨马拉、乌里扬诺夫斯克、梁赞，最后到达莫斯科。
1958年10月下旬，我们这批留苏研究生到达莫斯科。那是一个晚上，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简直不辨东西南北，好在驻苏大使馆教育处和莫斯科留苏同学会有人来接站，而各个学校也有人来迎接，我们还算顺利地到了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住进了留学生宿舍。这儿住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和少部分苏联研究生和大学生。我们研究生是两个人住一间，和我同住的是一个苏联研究生，他姓特里奇雅柯夫，我们互相自我介绍，开始简单地聊起来，特里奇雅柯夫还夸我俄语说得地道。为什么中国学生一定要和一个苏联同学同住呢？学校是考虑到可以有助于中国学生提高俄语水平，天天和苏联同学同住，不想说俄语也得说俄语，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俄语的环境。
在苏联的学习与实践
为了让新来的同学熟悉学院，先来的中国同学给我们介绍有关情况。这时，党支部书记孔宪旦知道我和简水生两人都是从事电信线路专业的，就说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线路教研室主任柯普切夫是一个老家伙，在新的科技方面没有什么水平，但最爱带研究生，他已经做了我们北京邮电学院进修教师高攸刚的导师了。但是只要我们一去学院报到，他肯定又要来争做导师，那时就很被动了。他出主意，让我们不要去学院报到，而是立即给大使馆反映，要求改研究方向，学波导。
这个建议看起来很好，但是脱离实际。这一改变，周折很大，即使大使馆同意，但使馆也不是有决定权的单位，还得报回国内高教部。高教部得征求北京邮电学院的同意，北邮同意后，我国高教部再和苏联高教部商量，要请他们和机械工业部商量。因为当时苏联只有机械部才有波导研究所（好像当时苏联科学院都没有独立的波导研究所），苏联机械部同意后，才能和苏联邮电部商量把我的关系转出来，因为我到苏联留学是通过我们邮电部和苏联邮电部商量决定的。这样兜个大圈子往往返返，起码要有一年半载的时间，而这期间我就成没单位管的人了，既不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就不能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就无处领助学金（当时每月为800旧卢布，差不多合400元人民币），生活都无着，哪有心思来学习？一年半载的时光白白耗掉，最后还可能一事无成，灰头灰脑地回国。我一盘算，想这样不行，不能听孔宪旦的，他不过是个建议，他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造成了那种尴尬局面，责任还在我自己，倒霉的还是我自己。
学院负责教学的副院长接见新到的中国研究生的那一天，我们4个新来的（张颂波、蒋荣福、简水生和我）到教学楼二层副院长办公室拜会这位知名的电信界专家。这位长者身材高大，他的一双防雨套鞋简直像两条船，原来苏联人是把套鞋穿在皮鞋外的，他的皮鞋原本就很长大，要套下皮鞋，套鞋自然就特别大了。当他和我们握手时，他那巨大的手掌握着我们的手，就像成年人握着婴儿的手似的，哎呀！简直令我吃惊。
我看了看办公室中在座的人们，见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人，我估计那可能就是柯普切夫教授。副院长给我们介绍时，果然他就是电信线路设备教研室主任。而且他立即应承做我和简水生的导师，副院长又没有别的意见，当场就拍板了。对于柯普切夫来说，这是名利双收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一个人带3个中国研究生，多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啊！经济上更合算，每带一个研究生，他就收800旧卢布，一下子，工资多了2400旧卢布（工业品购买力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接近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工资的三倍）。
受副院长接见后，我回到宿舍，心中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好的方面是有人管了，不好的是可能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孔宪旦看我们没按他的建议办，心中老大不高兴，从此，他对我另眼相看，这就为我后来提前结束学习埋下了伏笔。
导师柯普切夫找我谈话，他给我定下的论文题目是“对称电缆中，邻近导线在高频时对工作线对所引起的附加损耗的计算”。这是电信界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多少年来，进行这种计算时用的都是经验公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略的估计，若要从理论上进行比较严格的分析，却是十分困难、复杂的。说实在的，这真是地地道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柯普切夫拿出这个题目，是一箭双雕：你做不出成绩来，那是你无能，与导师无关。反正我作为导师，给你定出了论文题目；如果你多多少少能有一定的进展，那他面子上总还有几分光彩，他可以说：看吧，我指导的研究生啃硬骨头不是出了成绩吗？倒霉的总是学生。不过他在给我订学习计划时，有的观点还是很好的，他说：“你是教师，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生，教师应该知识面宽广些，要多知道电信电缆的各方面的知识，这样会对教学有好处。”他立即给我定出了学习计划，第一步就是到莫斯科电缆厂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