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到了留苏预备部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从报到之日起，要去苏联做研究生的在职人员立即被停发了工资，在校的生活费用靠助学金来维持。我的家庭负担重，只好向邮电学院申请了45元的补助，寄给了永川的老家，而孩子和岳父母的生活费则全靠孝惠一人负担。
由于经济紧张，我不得不找点外快。我向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工作的同班同学陈新元求助，请他帮我找一本俄语的电信专业书，我好以翻译取得稿费来贴补家用。他找到了一本柯谢耶夫著的《电信理论（下册）（非线性系统）》，而上册（线性系统）已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湖译出了。这本书只有100多页，我很快译出了，我找到北京邮电学院有线系电信理论教研室的同事、原来北大的老教授胡筠做校阅，向他说明本书的收入是用来救急的，不能给他稿费，他也同意了。1957年书出了之后，我才能得到一笔稿费来补贴家用。
妻子来京之后
1956年国庆节群众大游行时，为了安全可靠，天安门广场上的标兵完全由本年度出国的留苏学生来担任。大家都穿上新的西装，为了防雨，还罩上新的风雨衣。我们班上的人全都在中山公园门口作后备队，等待分配临时任务。
游行时，雨下得很大，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一列标兵穿着同一样的雨衣，像专职的特工人员似的，马上下令让大家把雨衣脱去，这一拨人让雨浇得湿透了。幸运的是，我们一批人由于在公园门口作为预备梯队，能在门洞避雨。
10月2日下午，没有什么事，我就回到邮电学院眷2楼家里看看，回来时，顺便走进有线电信系教学楼（报话楼）看看。出来时，快到西门处，我看见对面来了一位女同志，样子很像孝惠，只不过没有辫子，而是烫了发的，我想如果是孝惠，她总得事先通知我吧。走近一看，果然是孝惠，我大吃一惊。
原来她知道我出国后3年多才能回来，所以向重庆市第二工人医院领导请求来北京探亲，到武汉时，发了一份电报，但是地址没注明鲍家街留苏预备部，而是“北京俄文学院”，于是，电报就被送到西郊魏公村北京俄语学院去了，所以我就没收到。说来也很巧，如果那天我不回北京邮电学院，她怎能找得到我呢？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电话很不普及，而我当时又不住在北京邮电学院了，而是远在鲍家街的留苏预备部。好在上天安排了这次意外的相逢，要不然她真要走投无路了。来北京时，她还带了一个去东北探亲的亲戚，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时，两人差一点连行李都被别人抄走了。
见到她们后，我立马带她们去了眷2楼的家里，给她们安排好住宿。我和孝惠又急忙乘公共汽车赶去西单商场买避孕用具，我想，若是她怀了孕，而我又出国走了，她孤身一人岂不麻烦？孝惠突然来京，完全打乱了我的学习进程，我不得不回到家中住，早上赶去鲍家街上课。好在那时北京邮电学院的主要领导、副院长孟贵民住在城里，每天早上司机要把专车从学院开进城去接他，我就可以乘便车到西单下车，步行走到鲍家街。这期间，下午我在鲍家街留苏预备部一上完课，就赶着回家来陪孝惠。
本来，孝惠的探亲假只有1个月，11月初她就该回重庆了，可是她改变主意，不想回去了。她写信给重庆第二工人医院领导，要求把她调来北京工作，希望能把她的档案转来北京，以便北京人事局安排工作。从1956年11月初到1957年4月初，她在家中等候通知，而我也只能在星期日陪她出去玩玩。我们游览了颐和园、北海、故宫、天坛、香山等景点。天气很冷，可是我们穿得并不多，毕竟年轻，不感觉有多冷。
1956年，曾德汲和爱人王孝惠 摄于北海
11月中，苏联大马戏团来京演出，在西单长安剧院门口售票，我早早去排队才买到了票。演出是在北京体育馆，那天下着大雪，地面铺着厚厚的一层雪。演出一直进行到深夜10点多，我们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精彩的马戏，也不考虑回家有多么困难。散场时，我们无意间碰见了重庆大学的老同学周慧莲和钱宗珏。
那时，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还不完善，晚上公共汽车很少，体育馆那里只有一路有轨电车开往西直门。我们坐上了电车，到西直门已经是深夜12点了。下了车，沿着城外一条小河步行，雪花不断飘落，地面上的积雪很厚，走起来很费力，等我们走到邮电学院大门口，已经是下半夜1点了。大门早已关闭，我们站在门外，一直等到巡夜的人回来开了大门才回到家中。
那段日子，平常我白天在留苏预备部上课，孝惠自己一个人到小食堂用膳。那时我已被提为讲师，小食堂是为讲师以上的老教师设立的，质量较好，但她还是总想自己做点饭。我们什么炊具都没有，后来跑到西直门商店,因买不到适当大小的锅,就买了一口特大的铝蒸锅。锅买来了，却没有炉灶，只好晚上借用邻居唐人亨家的蜂窝煤炉，但我们又不怎么会使用，因此闹出了一些笑话。那时新街口豁口外，尤其是小西门那一带，没有什么商店，买肉都得到新街口菜市场去买。为了买肉，孝惠在菜市场不小心把手表给弄丢了。后来，我只好把我在上海四川北路潢浜桥一家百货店买的手表给她用，直到去苏联后，我才另外买了一只苏联产的体育手表。
1957年春节期间，我突然时而寒颤，时而高烧，孝惠判断我得的是疟疾。1948年我在重庆大学上二年级时，得过疟疾，是在校医室看的病，我急于治病，服用了过多的阿的平片，中毒呕吐，疟疾却很快就好了。可是疟原虫潜伏在肝脏里，过了几乎9年又发作了。此时正值假期，我没法去医院就诊，孝惠到新街口买了些百乐君给我服用，很快就好了。
那期间，岳父正在为重庆市蔬菜公司采购海产品在上海出差，趁春节假期，他从上海赶来北京看我们。这之前，他大约已在上海住了半年多，赶上了上海一次特大的龙卷风。龙卷风很厉害，竟然把一节有轨电车卷上了空中。他来北京后，我和孝惠陪他游览了颐和园，冬天天寒地冻，昆明湖全冻了冰，我们可以在冰面上从湖的北岸走到南边的龙王庙。那时，偌大的一个颐和园只有我们三个游客，中午想吃饭时，发现饭馆都封了火，没法做饭，我们只好饿着肚子回到家里做饭吃。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妻子的工作问题
我们一直得不到孝惠工作调动的消息，也不了解那时的公文传递需要走一个大圈子——要从重庆市卫生局到重庆市人事局，再由重庆市人事局到四川省人事厅，然后才能由四川省人事厅把档案发到北京市人事局，再从北京市人事局转到北京市卫生局。按此流程算起来，等上5个来月并不稀奇。
但那时我们真是等得不耐烦了，以为国务院人事局就是国家最高人事领导部门，于是就找到位于东四一个胡同里的国务院人事局打听消息。接待的人还以为孝惠想到国务院的卫生单位去工作，我们后来才明白国务院人事局只管国务院本身的人事工作。
1957年4月，我们终于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让孝惠去报到的通知，让她拿着介绍信去北京市卫生局分配工作。我很想孝惠能分配到离北京邮电学院最近的医院（即积水潭医院），可是接待的人说那个医院人员已满，只能将孝惠安排在第九综合医院（即现在的朝阳医院，那时，北京的医院除了专科医院外，所有综合医院都统一编号，第七是中苏友谊医院，第八是积水潭医院，第九是朝阳医院）。
无可奈何之下，她只能去第九综合医院了。问清地址后，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乘31路（现在的331路）公交车到了平安里，然后换车到猪市大街（现在的美术馆路口），再换4路车（前门到红庙）东行，出了朝阳门。朝外都是煤渣路，两边都是低矮的旧屋。我们到了东大桥后，下来一看，并没有什么大桥，只有一个破旧的小木桥，四周是一片农田。这里完全是农村荒野，唯一的标志就是不远处农田中竖立着的一栋五层高的医院主楼。我们沿着田埂朝那个方向走去，最后找到了还没完工的二层楼房2号宿舍楼。我们在楼上向人事科报了到，因为朝阳医院要过一年后才开院，对方给我们写了一张介绍信，将她安排在了位于东单三条的北京市第三医院临时参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