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落实后，我们向总务科要了个住处，他们把孝惠支使到了同仁医院对面一栋旧楼的一层处。那里有一个大统间，是护士住的地方，三十来个人住一起，每个人只有一张铺板支在两张长凳上，十分简陋。
到内科上班后，孝惠认识了一个女同事马士芬。马士芬觉得总务科的人欺生，不应该把医生安排去和护士一块住。她住在东单三条的宿舍楼里，她一人住一间，就让孝惠搬去和她同住，特别照顾孝惠。说来也怪，马士芬在内科也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不知为什么，一见孝惠便觉得特别亲近。马士芬的家在天津，常回家，所以后来实际上是孝惠一人住在那儿。我有时也去那儿住。记得1957年国庆期间，我们就住在东单三条，晚上去天安门看烟火。那时生活水平低，我们就做了点凉拌心里美（萝卜片加辣椒）就着凉馒头吃。晚上10点多了，我们躺在床上，还可看到天安门上空的五彩烟火。朝阳医院开院以后，孝惠回到朝阳医院，马士芬也被调到北京市第六医院去了。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还去六院看过她，那时她生了一个小女孩，还一定要送我们2斤白糖。后来听说她调回天津，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过了好久，听说她去世了。
关于国家及我个人的一些
流感与更名事件
1957年春，北京市流感流行。当时，病倒的人很多，留苏预备部全体停课，教室都改为了病房。我也感染上了，但症状较轻，可是却引起了慢性阑尾炎的急性发作，然而当时又不好作手术，我只好服用消炎药做保守治疗，还好，总算控制住了炎症。
这时，高教部通知说研究生需在国内学习哲学课，以免到苏联用俄语学哲学遇到困难，而苏方已同意承认国内的考试成绩；如要改变留苏的专业，可以缓期一年出国。于是，我申请缓期一年出国，以便加深学习电磁场理论。既然1957年不出国了，我就回到了北京邮电学院居住，平时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旁听电磁场理论课，但是此期间我仍然参加了一些教研室的学习活动。
这期间，学院为改院名为北京电信工程学院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院外邮电系统也极力反对北京邮电学院改名。我在鲍家街时，有的中学生和苏联中学生通信，要我们帮助写地址。这样一来，我和列宁格勒的一个小女孩联系上了，我们经常通信，那时就把北京邮电学院相应写成了北京电信工程学院。在闹改校名时，北京邮局居然把小朋友寄来的信退了回去。后来，反对者提出要把闹着改校名的学生杨长善打成了右派。这期间，院党委一方面提倡大家提意见，可是对有些意见又认为近似右派言论，反过来批判提意见者。我的一个同事就是这样一位“正确的化身”，趁机整了我一顿。看来还是处处小心为好。
家中的一些事儿
孝惠来了以后，本来我们商定暂时不要孩子，以免我出国后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坚持避孕的，后来就不那么重视了，这一来就让孝惠怀孕了。那时大女儿还在重庆姥姥家，只好让岳母带着女儿到北京来照料孝惠生产。
7月29日晚，我们正扛着凳子去操场看露天电影，孝惠感到胎衣似乎破水了，我赶快送她去第三医院生产。那时根本没有出租车，我们只好坐公共汽车赶到东单三条第三医院。到医院时已经是深夜，我不能回学院了，只好在三条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回去。回去后，我打电话问产房，对方只说孝惠昨晚生了，但不告诉我是男还是女，怕语意不清会引起纠纷。过几天孝惠出院，我和岳母去接她，我完全没有经验，空着一双手去接，没带小孩的衣服，多亏马士芬大夫临时向别人借了一套婴儿衣裤来给儿子穿上。
这时正是伏天暑热，孝惠没有奶，只好用牛奶哺乳，这就比较麻烦。当时女儿玉若才两岁，岳母照顾不过来，只好把玉若送到地安门黄化门托儿所全托。可是当时那样的低级托儿所对孩子的照料比较差，防疫、卫生都谈不上好，玉若竟然把水痘带了回来，使儿子蔚陵也传染上了。这一来，儿子喝牛奶不消化，拉稀。其间，水痘又引起了高烧，我抱着婴儿到校医室打针。打针时，他两侧大腿上到处都是水痘，连个进针的地方都没有，我心里想这孩子怕活不过来了，但没想到没多久水痘居然好了。岳母把孩子带到新街口中药房，请坐堂中医开了几付药，服用后，拉肚子也治好了。
暑假以后，学院新的家属楼建好了，学院分给我眷4楼4单元4层的一套二居室的住房。搬了新居，我们自然很高兴，可是到了冬天，暖气不很热，老人和小孩冻得受不了。另一方面，岳母又担心岳父一个人在重庆没人照应，所以急于把孩子们带回重庆去抚养。于是，趁寒假期间，岳母绕道武汉陪同二姨妈（岳母的姐姐）一块回了重庆。我把他们送到武汉，可是船票不好买，我和表哥贺建民在江边售票处连夜排队买票，买到票后，由贺建民送他们上船，我就返回北京了。
那时已是1958年春，朝阳医院已开院，孝惠搬到朝阳医院门诊楼三层临时集体宿舍去住了，家中没有人，暖气管漏水把屋里淹了，我从汉口回来一看，感觉像遭了水灾一样。过不久，朝阳医院家属楼1号楼修好，孝惠分到了二单元四层二居室中的一间有阳台的房间，另一间是内科医生林文涛住。后来，我就把北京邮电学院眷4楼的房子退了，房产科就将其另分给了无线系教师全子一住。当时我们真的很老实，朝阳医院只有一间房，就把邮电学院的一套房退了，可能那时考虑交房租的负担吧。
“大跃进”中的我
1958年3月，留苏预备部迁回西郊魏公村北京俄语学院，学习、生活条件都比鲍家街好多了。我们在这里一方面继续学俄语，另一方面要学哲学。
哲学课程都是由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的知名人士来讲，没有固定的课本，多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记得有一个老师讲到，人的脑子不能让它闲下来，闲下来就要东想西想，就容易出乱子，要把这种让人们没有闲暇的做法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对待。后来我到了部队，看到连队里连长、指导员、排长甚至班长，对待战士，尤其是新战士，都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安排战士的活动的，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以外，都安排得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闲。看来从红军建立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吧。
关于国家及我个人的一些
在这期间，我们又经历了“大跃进”的几个实践，第一件就是在放春假期间去四季青公社参加深翻麦地。为了夺高产放卫星，麦田必须深翻到两三尺，也就是说要把土地挖下去三锹，第一锹熟土盖在最上面，二、三两锹土放在下面，这才可以保持土壤表层肥沃，便于农作物生长。这种深翻土地的操作十分辛苦，我们干了不一会就累得不行，不用说我们这些没有体力劳动基础的人受不了，那些壮实的青年农民也累得够呛。好在只劳动了一两天，要是干十天半月，非累垮不行。
回到学院不久，新的任务就来了，到处都在大炼钢铁，我们这些人岂能例外？我们班也在宿舍前面不远处的空地上建起了炒钢炉。炉子里生好火后，我们在炉膛内放入一些废铁和焦炭，然后用鼓风机不断地吹风，让炉火烧得旺旺的，接着，四五个人同时握紧一根三四米长的钢管，不断地翻炒烧得红红的铁块。说实在话，这也够累人的，特别是夜班，炒着炒着就迷迷噔噔地睡着了。好在下了班，在喷水淋浴下洗完澡后就可以去吃饭了。当时，俄语学院的食堂很好，24小时都可以去吃饭，夏天里，那不烫不凉的绿豆稀饭，各种点心、凉菜，简直太合胃口了，真是让人感到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炒了几天，钢炼“好”了，我们把炼好的钢用红绸包起来，敲锣打鼓给党委送钢报喜。谁也不去管那块黑不溜秋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钢，反正我们为当年年产1080万吨钢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