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学院的建立
为了全盘学习苏联高等教育体系的模式，高教部把原来的多专业、多学院的综合大学拆散，并将其分别合并到了相关的大学或学院。
例如，自1953年起，重庆大学的理学院除留下少部分教师负责基础课教学外，其他教师都被调到了四川大学。重大的其他专业也都做了调整，或与四川省其他学校的相关专业作了合并，其中政法专业经合并成立了西南政法学院；商学院经合并成立了西南财经学院；化工系经合并成立了四川化工学院；建筑系、土木系经合并成立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地质系经合并成立了四川地质学院；医学院经合并成立了华西医学院；工学院撤销建制，剩下来的机械系、动力系、电机系、矿冶系援用重庆大学的名称。
1955年年初，高教部决定把重庆大学电机系的电讯专业合并到北京，和邮电部的北京邮电学院筹备处、天津大学电讯系、华南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共同组成北京邮电学院。
1955年3月，筹备处领导之一的周元亮同志（后任邮电学院教务长）带领工作组来到重庆大学，住在饶家院招待所。其间，他找我谈话，以了解重庆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人员的情况。当时他就要我筹备搬迁进京的有关事宜。
7月25日，合并进京的人员动身入京，我们在朝天门登上了东去的客轮。一行人中有陈德昭全家、张家兴全家、刘宜伦、王孝谦全家、文瑜全家、蹇锡钧全家，另有负责基础课的老师及家属：教化学的陈季子及全家，以及两位助教吴慧常、尧正文；教数学的胡士毅、邓梅生、许升汉；教力学的王静宇讲师及他那正在热恋的女友，体育教师张策，此外还有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的全体电信专业学生。我的妻子王孝惠本应和我们同行赴京，因即将临产，没和我们一同走。
浩浩荡荡的二百来人的队伍行走在途中，真是不简单，好在路上没发生任何不测。7月29日下午，队伍到达武汉，学院筹备处派王再嵩（基建科科长）同志来迎接我们，当晚，我们住在武汉邮电招待所。
我们于30日中午乘火车北上，31日早晨抵达前门火车站。从学院筹备处派来的两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了新街口外小西天处刚建好的邮电学院校区。下了车后，我们先是去了食堂吃早饭，这是我第一次吃到丝糕、发糕、窝头，觉得这些东西还合我的胃口。之后，我们分头住进了各自的宿舍。
我被安排在学校北边一栋楼的第3层，和从天津大学来的李国瑞合住一间房间，我们在那小住了一段时日。1956年小西门那边新的宿舍盖好后，我们又搬了住处。李国瑞是天津人，出生于天津的望族，已经结婚，原来的爱人叫遇素英，是学建筑专业的，后来离了婚。可是他与前妻仍然藕断丝连，前妻常来探视，一来就哭，躺在床上，捂着被子不走，后来还是复婚了。
北京邮电学院的建立，是我国邮电系统中的一件大事。学院由邮电部副部长钟夫翔兼任院长，日常工作则由副院长林爽主持。学院设立了3个系：无线电通信工程系、有线电通信工程系和邮电工程经济系。无线电系由从天津大学转来的叶培大教授任系主任，陈策麒任副系主任；有线电系由蔡长年教授任系主任，陈德昭任副系主任。负责电信线路课程的人有区惟熙、李国瑞、陈庆凯、高攸刚和我，我们暂时合在电信理论教研室，主任是刘宜伦教授。
为了搞好有线系的教学工作，校方让胡健栋、区惟熙和我兼任系秘书，辅助蔡主任工作。我负责教学行政工作，安排全系的课程表，分管一部分学生工作，并主持系办公室的工作，后来又兼管了新校区的有线大楼的基建工作。
学院一开学就有了4个年级。一年级是新招的学生，计200人，分两个大班上课，每个大班有一个辅导员，辅导员主要抓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则是天津大学和重庆大学带来的学生，分成401、402、301、302、201、202班，01是天津大学来的学生，02则是重庆大学来的学生。402班的学生谢高觉本科毕业后到研究生院继续求学，后来升任为电子工业部、邮电部的副部长；302班的熊秉群毕业后曾任邮电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朱祥华毕业后曾任北京邮电学院的院长。自重庆大学转来的学生中真还出了一些知名人物。
邮电部筹建北京邮电学院时，预定的学院规模是每年培养200名大学生，4个年级总共800人，所以小西天的校址就是按这个规模修建的，临街的教学大楼是4层。后来，高教部认为规模小了，要建成每年培养1000名大学生，五个年级总共5000人的规模，由高教部出钱、找地皮重建新校区，这才找到现在的小西门的460亩地（先与邮电研究院合用，但后来发展过程中发现面积太小，邮电研究院才迁到十间房那边）。
1955年秋，新校区由邮电建筑公司开工建设，1956年开学时，新校区已投入使用。这一年间，基建工作相当紧张，基建工作由副院长卢宗澄挂帅。卢院长原来是上海电信局的总工程师，在上海时我们不曾晤面。倒是院办公室主任赵鹏飞同志曾与我打过交道，1953年我参观南京邮电学校时，他是那儿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在北京见面时，自然就认识了。一年之内，新校区中建起了基础楼、有线楼、无线楼、工经楼四栋教学大楼和一批学生宿舍和家属宿舍，真是不简单。在新的学期开始前，学院师生从小西天搬到了小西门。
不久，我们几个电信线路专业的同志获得机会翻译出版一本苏联电信学院的教科书《架空通信明线线路》，我们很快翻译了出来。后来，我们又翻译出版了《通信线路设备》，这为我们编撰一本自己的《通信线路设备》教材打下了基础。
留学前的准备
蔡主任在系务工作会议上多次给我们提出要求，让我们要在俄语方面下功夫，以便有留苏的机会时去留苏。可是第一个被公布去苏联留学的却是高攸刚，他被派往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做进修教师。我一听就很不高兴，想：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我因此有点情绪。
后来，蔡主任又告诉我们说还要派人出去做研究生，但要先经过业务考试，而且研究生的学习时间是三年半，在此期间，要写论文，而且停发国内工资。对比起来，我觉得做进修教师比做研究生好，可是后来只有研究生的名额了。我和陈俊亮决定去参加业务考试，当时我既有教学工作，还有基建工作，没有充裕的时间来作考试准备，考得不太理想，然而还是录取了。在此之前，我们一批教师被提了职称，我也在此列，升为讲师，工资从88元升到106元，即增加了18元。这样的增额，在当时是很可观的，而且马上能享受很多优待。当时讲师已经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是现在讲师只是中级职称，只有副教授以上才是高级职称。
1956年9月下旬，我得到通知说让我们要去苏联做研究生，到西单绒线胡同西边的鲍家街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当时，在石驸马大街还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原准备去苏联上大学本科的，由于形势改变了，国家决定以派研究生为主，不再派去做本科生的高中毕业生了。大部分高中生要分配到国内有关大学学习，只有少量能去苏联。
鲍家街的校舍很有限，宿舍每间屋往往要住20多个人，相当拥挤。和我同住一屋的，现在还有联系的只有中科院化学所的徐懋（我在21所的战友魏青云的丈夫）了。学俄语，每班大约40多人，各种专业都有，好像当时我在57班，1958年后重新编班时就在63班了，老师还是中国教员。我们学习很紧张，既要学语音、语法，还要念课文，做听写，听广播，我的问题主要是过去听力训练少。俄语学习为期一年，我原本于1957年10月便可出国，后来由于领导让我改学波导，我需补充一些电磁场的基础，于是到清华大学旁听电磁场的课程，出国时间也延期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