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得塔来，已过了正午，我们本想去游览远处的“九溪十八涧”，但已晚了，去了就不能当天回来，而我们已买好当晚返回上海的火车票，只好放弃这个景点，改为游览虎跑泉。从虎跑泉出来，已是夕阳西下，我们赶上了最后一班回城的公共汽车。车小人多，我们挤了进去，简直像被装入盒中的沙丁鱼。回到湖边，市内已是万家灯火，距火车开车时间还有约两个小时，我们索性爬上城隍山一观杭州夜景。紧赶慢赶总算花两天游逛了这个人间天堂，如今回想起来，也觉得好笑，但总还有另一番情趣吧。
回乡途中及其后的工作
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在上海的进修工作，8月初就动身离开上海赶回重庆。回程旅途很不顺利，轮船还没出发，就遇上台风来袭，8级大风刮得砂飞石走，轮船要延期开出。恰好这时覃昌荫托我买的瑞士手表的发条断了，我赶快去维修点换发条，并向工作人员说明要乘船到武汉，催他快些，他倒是很快给修好了。
由于没有直航重庆的客轮，我们只好乘船先到武汉。船到芜湖时要停船约两个小时装货，而四舅又恰好居于芜湖，我提前写信给他，约定下船去看他。
四舅年轻时就在军阀的队伍里混碗饭吃，当了个勤务兵，给那些军官干杂务事。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他们部队调防从永川过，他回来过一次。
那时，他给他们师长郭勋祺当勤务兵，为了给我们开开眼界，他把郭勋祺的留声机带了回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留声机。那时，我们真觉得这个玩意儿很稀奇。上好发条后，在唱盘上放好唱片，移动唱针到唱片的外周边，唱片转起来，唱针放在声纹上，声音就出来了。四舅给我们放了一些唱片，我记得有《何日君再来》、《桃花江》、《隔河牡丹》等歌曲,好像还有京戏和外国花腔女高音。花腔女高音拉长了嗓子的特技唱法，我们都不懂，还说是“洋婆子打哈哈”。
我对歌曲还比较感兴趣，听到“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泪解笑眉，泪撒相思黛，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再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载，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时，觉得还很好听，有时还跟着哼几句，但那时不知道这是李香君唱的“靡靡之音”。
“我常听别人说，（说甚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赶不上美人多 ……”、“隔河望见牡丹开哟喂，风吹牡丹过河来哟喂！……”这两首歌，确实是黄色歌曲，儿时不懂这些，别人唱，也跟着唱。《隔河牡丹》的谱子我都还记得。
那天放留声机之时，正是中秋前后的夜晚，一轮明月皎洁晶莹，长空碧蓝，万里无云，真可谓玉宇琼天。四舅回部队了，客人散了，我一点倦意都没有，坐在长凳上，仰望碧空，我在想：是不是今晚可以看见月华，甚至出现开天门呢？母亲陪伴着我，也许多少有类似的心情吧!等着等着，玉盘的四周生出了彩色的环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啊哟！月华真的出来了，可惜圈数不多，颜色也不特别鲜艳，但毕竟是月华呀!还会出现开天门吗？！我们耐心地等下去，月华渐渐地散了，依旧碧空如洗。天门始终没打开，我们开始困了，只好收拾收拾关门睡觉了。我常听别人说起开天门时的美妙场景：蓝天突然裂开一条缝，继而像幕布那样拉开。人们说：如果看到开道的熙熙攘攘地簇拥着官轿，那么，看见的人将来就会仕途通达、升官进爵；如果看到王母娘娘的蟠桃林，那人就会百年长寿……甚至还说，开天门时，天上还会掉下元宝来。
抗日战争时期，四舅还曾到前线参加与日本兵的战斗。他受过伤，被弹片击中了右腿，后来伤虽好了，但没取尽的弹片还时时作怪，变天时，他的腿也疼。因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住在重庆江北簸箕石的伤兵医院。后来出院后，他回过一次永川。抗日胜利以后，他又随军东下，后来退役了，大概在芜湖、丹阳一带经商，最后就在芜湖定居了。
我下船后，果然在岸边找到了四舅，他和舅娘带我去家中，述说了若干年来的境况。大约在解放前，他经商赚了一些钱，娶了妻安了家，解放后因涉嫌放高利贷而被关过，出狱以后经济状况就很不好了。据他讲，那次被关是受人陷害。快解放时，他还帮助过新四军和国民党作斗争。他还说这个舅娘嫁过来时，带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十几岁后，就春情荡漾，多次和别的男人私奔。他们还曾想让我在芜湖和她结婚，把她的心给拴住。天呐，好在我没这么做，要不我就受害不浅了。在我们见面时的前后一段时间内，四舅的经济情况很不好，主要是靠在江边给别人扛东西得点钱过日子，他很想回四川，想让我给他找工作，但那时谈何容易，既没这种机会，我也没这种能力。后来，四舅娘来信说四舅得病死了。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到了武汉，因长江大汛，上行的船舶须停航，要等到汛期过去才能复航，我们只好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处旅店住下。武汉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七八月份热得难受，晚上都没法在屋子里睡觉。闲来无事，我们就去武昌玩，碰巧在那碰上了重大地质系的一位助教曾××，通过他，我们又认识了一位留苏预备生李玉焄。她因被查出患有肺结核，不能出国，转回西南农学院复学。她唱歌唱得好，我听她唱《俄罗斯》，觉得很亲切，可是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
熬过了一周多的“苦难”时光，我们只抢购到了两张五等舱船票。但即便睡在甲板上我们也要赶回重庆，因为下一学期我们就有两个专修班的教学任务，还要编写教学讲义，准备实验，真是心急如焚。在船上，我们又结识了三位天津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他们被分配到重庆化龙桥兵工厂工作。其中盛润华是一个温柔的女性，大家一见如故，回到重庆后我们还去兵工厂看过他们。
回乡途中及其后的工作
回到重庆大学后，我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去。首先，我要编写市内电话通信专修班和长途电话通信专修班的电信线路设备课程的教学讲义，虽然有了苏联同类专业的教学大纲和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同类讲义作参考，但还是要通过自己消化、融会，这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而且编写讲义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讲课的进度，况且讲义稿即使出来了，交到文印科刻钢板、油印，又需要几天时间。后来，我干脆自己刻钢板，把刻好的蜡纸直接送去印，赶在讲课之前把讲义发给学生。
半年的教学任务完成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新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因为在1953年上半年，重庆大学大部分教师都曾进行过俄语速成学习，而我却不曾参加这一项学习，只能自己来补课。好在我曾在上海自学过一段时间，已有些基础，我又借来速成学习班的讲义，加紧自学。语音部分靠自学学习是很困难的，我决定首先掌握好语法，先做到能看俄语书并进行笔译，而听、说能力就放在后一步。通过两三个月晚间的突击，我对俄语语法比较熟悉了。后来，我在重庆市内解放碑附近的新华书店买到了俄语的《长途通信电缆的腐蚀防止》一书，我试着进行笔译，一句一句地依照语法关系译成汉语，这样一来，不但译文抠出来了，而且语法也掌握得更牢固了。
这期间，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我也顾不得汗流如雨和蚊虫叮咬，坚持每天晚上翻译两三个小时，不到半年，居然把全书译完了。我冒昧给刚成立不久的人民邮电出版社写信，打听能不能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可是小人物毕竟是小人物，人家哪能信得过呢？信寄出了，却渺无回音。到1955年底，我已在北京邮电学院工作了，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动把这本书的翻译任务交给我们教研室，我就把我的译稿拿出来，请区惟熙、李国瑞、高攸刚三位同事审校，最后于1956年，以我们四人的名义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参与翻译的第一本书。万事开头难，第一本书出了，往后就好往前走了。